火車是大宋最強大的運輸工具，這世上就沒有比火車還快的東西，漕運雖然發達運貨量也大，但終究是比不上火車在陸地上行駛到速度，即便是和公路上的馬車相比也相去甚遠。

  在鐵路建設上的速度其實並沒有公路來的快，鐵路太過耗費鋼材，雖然不需要太過精煉的鋼材，但畢竟質量一般的鋼材也是價格驚人，鐵路實在太長了，需要的鋼材也太多了。

  還好因為大宋對鋼材的需求以及商品社會的逐漸過渡，冶煉技術的增加和飛躍，大宋每年的鋼產量驚人，幾乎是唐時的十倍有餘。

  每年年產可達數百萬斤，這是因為龐大的市場需要，市場經濟的秘密就在於物價和供需關係在市場的控製之下。

  而鐵作為一種戰略資源在漢家文明中原本屬於朝廷專賣的，漢朝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鐵在漢朝是戰略物資，施行嚴格的專賣製度，不存在民辦一說，鐵礦數量68處無一例外都是朝廷在經營。

  在華夏的漫長曆史中，這一點得到了繼承，畢竟冷兵器時代誰掌握了鐵器就是掌握了戰爭資源。

  但到了強盛的唐時，唐人不知是不是發現了市場運行的規律和秘密，開始逐漸開放允許民間私營，民營鐵礦課以十稅其二的鐵稅來征收，鐵礦數量一下從前期的處，增加到中期的一百零四處。

  大宋立國之後同樣也發現了這個“秘密”，但大宋卻沒有如同唐時那般的“簡單粗暴”，而是在唐人的製度上加以創新。

  在繼承唐朝製度的同時，大宋以官營、官民合營、民營等三者共存的方式進行鐵資源的開發，民營鐵礦課依舊以十稅其二的鐵稅，而這裏不得不提一下著名的“改革大神”“執拗相公”王安石了。

  趙禎在三司同時設立了市易務，這便給了王安石發揮的空間，其實內容很簡單，就是在大宋各地設立由朝廷負責買賣的衙門，這些衙門出錢收購滯銷貨物，市場短缺時再賣出。

  這是朝廷幹預和調控市場的最簡單手段，尤其是限製大商人對市場的控製，有利於穩定物價和商品交流，也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

  不能靠壟斷賺錢了，隻能用擴大規模和生產效率來謀取利潤，以數量和質量來從市場中賺取更多的錢財。

  於是這一辦法使得民營鐵礦大為增加，大宋鐵礦數量一躍達到二百餘處，單單是東京城和神都城兩地的冶煉之場便有四十七家之多！

  最關鍵的是，大宋無論怎麽生產鋼鐵都不會出現產能過剩的情況，大宋各個工廠的機器已經官營的兵工廠和負責鐵路建設的路政院每年需要的鋼鐵數量何止萬巨？！

  大宋雖然鋼鐵產量在逐年增減，但卻不是產能過剩，而是產能過低，雖然已經超越了前朝但這是不爭的事實。

  全麵建設中的大宋每年消耗的鋼材達到了數百萬斤，所有開采出的鐵礦全部簡單的高爐冶煉成鋼材銷往大宋各地。

  無論是民營還是官營鐵礦或是冶煉場都是賺的盆滿缽滿，在這種情況下，朝廷的稅收同樣產生了暴增，最高興的人便算是老倌包拯了。

  而大宋的鹽稅被廢除之後，單單是僅剩下的鐵稅便能支撐起原本的鹽鐵兩樣稅收，誰也不會再對免除鹽稅這件事說三道四。

  隨著格物的發展，隨著讀書人的增加，隨著民智的不斷開發和消息傳播的迅速，鹽稅的取消勢在必行。

  趙禎主動取消鹽稅為的就是避免日後的尷尬，學堂中的孩子在稍有學識的老師教導下，在有條件的地方也能自製可食用的粗鹽，這樣下去隻能是丟的朝廷臉麵。

  鹽稅的取消讓大宋的百姓驚詫的同時更加的對趙禎這位君王感恩戴德，鹽稅乃是關係百姓的稅收，和農稅一樣左右這大宋百姓的生活。

  隨著鹽稅和農稅的取消，百姓的手中擁有更多的錢財可以隻配，再加上不斷增加的收入和繁榮的市場，百姓的日子越來越好過了。

  而這種情況下百姓們買賣的商品都會以各種各樣的稅收形勢進入到朝廷的國庫中，大宋的苛捐雜稅少了，但商品稅卻沒有減少。

  這些稅收都是被加入了商品之中，朝廷直接從工廠和店鋪收稅，而不是從百姓們的頭上收稅，極大的減輕了百姓的反感和抵觸。

  也使得大宋的市場愈發的繁榮，這是一個加速時期，從送到趙禎手中的三司公文來看，大宋今年的市場依舊在增加，商業依舊會繁榮。

  工業的不斷推進和改革使得大宋的發展速度極快，按照這個速度發展下去甚至會超越西方的第一次工業革命。

  原因很簡單，因為大宋的人口基數實在太過龐大，人口基數大，疆域廣闊，市場繁榮，這種情況下大宋的經濟增長仿佛是一列不斷飛馳永遠也不會停下的火車。

  內需市場便已經足夠趕上西方國家需要的總和，這是前所未有的情況，連趙禎都不知道這種情況意味著什麽。

  人口基數不斷的增長，內需市場的不斷擴大使得大宋的經濟增長也不斷的增加，整各時代都如同增加了燃料的火車在飛速奔馳。

  即便是在火車上奏報還是在不斷的送達，既然已經準備回京之後移交手中的皇權，那就要提前對大宋有一個更為係統和直觀的了解。

  說實話不是趙禎不稱職，而是他需要了解的東西實在太多，而大宋的發展也太快，在這個時代車輪下的大宋仿佛每天都在變化。

  趙禎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發現一些奏疏的內容充滿激進或是保守，一些奏疏的內容和想法會被“驚為天人”，有些則是“愚不可及”。

  時代在改變的同時人也在改變，奏疏便是朝臣們和帝王交流的主要途徑，六部四品以上的官員都有權直接上疏皇帝，而地方州府官員同樣有這樣的權利。

  一些特殊的衙門即便是低品級的官員也可直接上疏皇帝，比如監察院的官員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