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人世間的十九年，喬安一次又一次麵對這樣的拷問，她的魂靈一次又一次被推進這兩扇名為“情感”與“道義”的磨盤夾縫裏，被碾得血肉模糊，支離破碎。

  她的導師莫裏亞蒂教授，曾一針見血的指出，“幫理還是幫親”這個問題，恰恰是人性弱點的集中體現，除非你徹底拋棄人類這一身份，與你的親友同胞劃清界限，否則最終隻能選擇“幫親不幫理”，區別隻在於程度的深淺。

  喬安記得導師還說過，“幫親不幫理”是人類共同的天性，正是基於這一天性，人類才能團結起來，締造出令其它天賦更優秀的種族都自歎不如的輝煌文明，也正是受限於這一天性，人類文明遲早要毀在人類自己手中。

  社會越進步，文明越發達，“幫親不幫理”的危害也就越大。時至今日，這一人性弱點已經孕育出了名為“種族主義”的怪物，並且正在製造另一個更恐怖的怪物，就是所謂的“身份政治”。

  從性別到種族，到民族，再到宗族，人類的身份總是無限可分，就連一母同胞的兄弟姐妹也有親疏遠近之分。

  如果把“幫親不幫理”推向極致，凡事完全根據親疏關係站隊，人類社會遲早被撕裂成無法達成任何共識的散沙。

  喬安不想陷入這樣的泥淖，所以她選擇自我放逐，暫時放棄人類的身份，以局外者的視角審視人世間的紛爭。

  這種嚐試是有益的，盡管還無法完全做到客觀中立，至少比從前身在局中的時候更清醒，看待問題也更全麵。

  比如1626年5月4日第二屆大陸會議閉幕式上發表的《獨立宣言》，喬安從前隻當那是一篇激勵新大陸人民起來反抗宗主國壓迫的革命檄文，如今跳出殖民地居民的身份，從一個更開闊的視角重新審視《獨立宣言》發表的時機，闡述的立場，才發覺這篇宣言其實還具有特定的外交意圖。

  “大陸會議”的領導人們，很清楚想要獲得勝利就離不開外國援助，如果他們態度曖昧，還留有與斐真王國握手言和的餘地，就沒有哪個舊世界的強權會真心助他們一臂之力。

  《獨立宣言》的發表，徹底斬斷了新大陸東海岸三塊殖民地的退路，不可能再次投入宗主國的懷抱。

  以獨立政權身份登上世界舞台的“大陸會議”也憑借這篇宣言向世界宣告，他們已經準備好了與敵視斐真的各國締結外交關係，建立盟約，爭取援助——畢竟敵人的敵人理應成為朋友。

  作為一個新政權的最高權力機構，“大陸會議”在國內軍事建設和尋求外國援助這兩個問題上，展現出兩張完全不同的“麵孔”。

  對內，圍繞要不要建立統一的“大陸軍”，以及如何招募兵員和攤派軍費等問題，來自不同殖民地的代表們發生了無數次激烈的爭執，直到第二次大陸會議閉幕也沒能拿出一套完善的治軍方案，說是一盤散沙都抬舉他們。

  大陸會議是有很多難處不假，可真的招募不到樂於服役的愛國青年嗎？

  當然不是的。

  1626年這個風起雲湧的夏天，從約頓海姆到米德加德，再到亞爾夫海姆，獨立革命的浪潮席卷新大陸東海岸，尤其是在年輕人當中，武裝抗擊來自宗主國的壓迫已經成為廣泛共識，積極參軍入伍的熱血青年數以萬計！

  這一點從各個殖民地的民兵武裝就可見一斑。以德林鎮為例，人口剛剛過萬，民兵就有一千之多！

  這種情況並不是特例，新大陸的三塊殖民地，保守估計，地方民兵的總數不少於三十萬，然而作為正規軍的“大陸軍”，到目前為止募集到的士兵又有多少？

  不到三萬。

  不足全國民兵的十分之一，而且大部分是約頓海姆當地的民兵，來自南方的士兵，也大多是自帶幹糧趕來參軍的熱血青年。

  “大陸會議”非但沒有積極動員全國民眾團結一心，出兵出糧抗擊宗主國，反而處處拖後腿，起到了反作用。

  究其本質，還是因為“大陸會議”本身就無法做到團結一心。

  尤其是米德加德和亞爾夫海姆的民意代表，與其出兵出錢北上參戰，他們更擔心自家那一畝三分地的安危，所以寧願多多招募民兵保護本鄉本土，至於水深火熱的約頓海姆……那是“外國佬”和“北方佬”的麻煩，跟俺們鄉有啥關係？

  就這建軍備戰的效率，還談什麽“獨立革命”？也難怪溫斯洛普伯爵在接受《約頓海姆新聞報》采訪的時候，公開對這群“反賊”做出如下評價：

  “爛泥扶不上牆！”

  其實也不能怪“大陸會議”行政效率低下，民意代表都是這個時代的精英俊傑，他們難道不想團結抗戰？

  當然想，可惜辦不到。

  因為他們是“民意”代表，他們代表的南方主流民眾就是這麽個態度，誰敢違背本地士紳們的意願，下次人家就不選他當大會代表了！

  對內征兵備戰搞得一團稀爛，還想打贏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斐真正規軍，能有什麽辦法呢？

  辦法隻有一個，就是“抱大腿”，尋求外國援助。

  不得不說，大陸會議的代表們在尋求外援的問題上空前團結，效率奇高！

  喬安在米德加德大學的最後一天，曾聽老院長富蘭克林先生談起大陸會議的外交舉措，比如專門建立一個旨在謀求外國友人支持的“外交委員會”，向瓦雷斯世界的各大強國派出公使，不遺餘力地爭取各國出兵出錢，幫助新大陸的革命者們對抗斐真王國。

  從後續傳出的消息來看，大陸會議寄以厚望的“外國友人”普遍反應冷淡，令坐等軍援的革命者們大失所望。

  這其中當然有斐真當局出麵幹涉的因素。大陸會議謀求外國援助的同一時間，斐真當局也在積極從事外交活動，以便為鎮壓殖民地叛亂掃清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