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55章 憤怒和無奈
作者:讓你窩心      更新:2020-03-13 14:00      字數:4193
  重生宋末之山河動最新章節

  趙來的目的是考察當下士人的狀態和思想,本來看到的已經頗讓他失望,可旁聽了陳普等人的話才明白,其不肯就任‘科學院’院長一職,非是因為‘才疏學淺’,而是根本從心底就瞧不起這個培養科技工程人才的工作,更是視工匠為賤役。

  前世的趙便是學工的,對於這個職業可以說十分熱愛,且引以為豪。而來到這個世界後,他也利用自己曾經的所需在改變者世界,依靠造出的堅船利炮挽救了亡國邊緣的大宋朝,借著科技的力量創造了驚人的財富,並逐步滲透到社會的點點滴滴,改變著固有的生產和生活方式。

  即便如此,趙的行為仍然會遭到極大的阻力,臣僚們覺得他的是‘不務正業’,喜好技巧之物乃是玩物喪誌,行的是賤役之事。不過隨著他的堅持和效果的顯現,還是贏得了部分臣僚的理解和認同,而今天在聽了這些人的議論後,本來打算隻聽不說的趙還是沒有沉住氣,出言反擊。可也知道,他的反擊在諸多保守的士人麵前是多麽的蒼白和無力,要想改變他們根深蒂固的思想絕不是自己怒火就能輕易改變的。

  大家都知道中國古代的物質文化或曰製造業橫向比,在唐以前領先於世界,縱向比到了宋代已是高峰,從此之後,幾乎沒有太大進步,不但被西方各國趕超,而且差距越來越大。就以建築和冶金兩大能代表傳統製造業水準的行業為例,直到唐代時,中國至少在亞洲可傲視諸邦,以令人信服的高超技藝證實了古代“中國製造”之燦爛輝煌。

  為什麽到了宋代就開始落後呢?趙以為這不是單純的技術問題,而必須從經濟製度、政治製度的變遷中去找答案,製度的變革而造成利益分配的變化和階層的分化,因此會引起一些行業的興旺和一些行業的衰敗。或者可以簡單地說,科舉製是中國人重文輕工的一個重要的“指揮棒”。

  古中國的春秋和後來的戰國時代,百家爭鳴,儒學隻是其中一家。孔子亦不輕視各類憑手藝吃飯的人,他也曾說過: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而且工匠的社會地位並不低,如大家所熟知的中國建築業以及木匠的鼻祖魯班,即魯國的公輸盤,憑自己的技藝做到了楚國的大夫。《墨子》載:公輸盤為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於齊,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盤。

  彼時的墨子像是一位工匠界的行業領袖,他少年時代做過牧童,學過木工,大批的手工業者和下層士人追隨墨子,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墨家學派,成為儒家的主要反對派。他見到公輸盤之後,兩人進行工程器械的推演,“子墨子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盤認輸了,於是放棄了為楚國造雲梯的計劃。

  同時期的齊國相國管仲則提出著名的“四民分業論”,即“士農工商”四種身份的人分開居住,分別培養,使各自的技藝能臻於完美。對於工匠,他的建議是:讓手工業者聚集在一起居住,觀察四季不同的需要,辨別器用質量的精粗美醜,估量它們的用途,選用材料時要比較其中的好壞並使它恰到好處。

  意思是“旦暮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年少時就學習技術,他們的思想就安定了,不再見異思遷。所以父兄對子弟的教誨不必經過嚴肅督促便能完成,子弟的學習不費力氣就能學好。這樣一來,手工業者的弟子就總還是保持手工業者的身份。

  如此士農工商的職業世代相傳,當然會導致社會僵化,不利於階層流動。但從職業培訓的角度而言,在交通與教育不發達的古代,父子相承、兄弟互助,是技藝養成與提高的便捷方式,即“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

  然而,從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作為可以和儒家抗衡的墨家衰落了,墨家的衰落也伴隨著工匠社會地位的大倒退。帝製時代是以農立國,以士治國。士和農是統治者的基本盤。而工匠如管仲所言“群萃而州處”,大家集聚在一起並住在城鎮裏,而商人則是四處流動,不利於統治。

  在此長達兩千年,工與商是被統治者歧視的,帝國各種製度的設計是對其進行打壓和防範的。這兩種職業之所以還存在,那是社會需要建造房屋、製造器物,需要貨物的流通,不得不允許這類人的存在。可以說,中國的工匠和商人,在兩千餘年的帝製時代是在夾縫中生存。

  科舉製打破了門閥製度,使得普通人也可以進入統治階層,促進了社會平等,階層流動。但是也產生了消極的一麵。趙以為科舉製的興起,使工匠群體被日趨邊緣化,士與工匠的社會地位差距越來越大。更為嚴重的是改變了人的思想。

  “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為許多貧寒家庭子弟的人生夢想,“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成為了社會的價值評判的標準。可在另一方麵卻使中國付出了代價,其中包括製造業技術進展緩慢,有些領域甚至出現了倒退。

  顯而易見社會上的聰明人都想著去讀書,應考,當官。而去做工匠的,往往是被生活所迫的貧寒子弟如果家有幾畝薄地,能夠好好當農民,便很少去當學徒,去忍受幾乎是當師父奴仆的虐待。而一個能工巧匠如果憑手藝過上了不錯的生活,手頭寬裕了,他想到的一定是讓兒子去讀聖賢書,參加科考,脫離工匠階層而做官。

  於是後果就是,整個工匠階層都是沒受過什麽教育甚至大字不識幾個的體力勞動者,工藝的好壞完全靠工匠的經驗和敬業的態度。偶然出現的大工匠隻是鳳毛麟角,並不能以某種教育培訓體係來批量地養成。不可否認中國古代在工程技術領域確實相對同時期的其它國家水平較高,但這些成就都是建立在工匠的經驗之上的,沒有從科學層麵進行總結、歸納。

  趙來到這個世界上也很快發現,發達的造船業是工匠代代相傳的手藝使然,但工匠並不懂得浮力定律。建築學也同樣如此,工匠不懂得結構力學、材料力學。而這種純靠經驗的‘創新’不僅乏力,且再往上走,很快就到了天花板,不可能有大的突破。

  所以一群沒受過良好教育的工匠,他們中間即便有特別聰明的人,也隻是學習師父的手藝更快而已,怎麽可能係統地總結出現代力學、物理學和化學的知識,進而有各門類的現代工程學?如此就能夠解釋中國古代為何沒有從工藝邁進工程技術科學的門檻,你總不能指望那些多是文盲、半文盲的工匠將工藝理論化吧!

  這個社會受到良好教育的一群人在做什麽?他們在讀“四書五經”,學習儒家經典,幸運者通過一次次考試做了官,又是靠儒家倫理治理國家,一些財務、法律等專業性工作委托給師爺。有幾個願意和工匠一起去研究鍛造工藝的改進那是他們瞧不起的“賤業”。

  趙知道在中學曆史課本對黃道婆大書特書,稱她是元初著名的棉紡織家、技術改革家。由於傳授先進的紡織技術以及推廣先進的紡織工具,而受到百姓的敬仰。黃道婆少年時流落崖州,師從黎族人學會運用製棉工具和織崖州被的方法,回到鬆江後教人製棉,傳授和推廣捍、彈、紡、織之具和錯紗配色,綜線挈花等織造技術,使鬆江棉布暢銷天下。

  在瓊州時,趙也曾想到過這麽個曆史人物,但是他卻沒有刻意尋訪,因為他在瓊州時已經完成這樣一項重大的技術改革與推廣,以增加外貿收入,現在隨著收複江南,匠作監的北遷,這項技藝已經完整的帶到了江南地區。但想想若是非自己的到來,這項織布工藝就竟然要靠一位身世坎坷的婦女完成了,為何?原因很簡單,讀書的士人誰會去做這個呢?

  可能有人覺得如此說法太過偏激,宋朝也曾經出現過《營造法式》和《夢溪筆談》這些記載了古代科技和總結了工藝技術的理論文獻。但是趙會告訴你,那隻是滄海一粟。

  就說《營造法式》一書,其中詳細記載了建築構件模數係統,將材料和零部件尺寸分類、分級與標準化,使得工匠們在動工之前就能列出一份完備而準確的用料表。但後世都知道這部書隻是對千年來中國建築工藝的一種經驗總結,並沒有太多學科意義上的突破。

  即便此書的作者主管皇家工匠的將作監李誡的身世,後人也了解很少,甚至這部書的編纂者叫“李誡”還是“李誠”,尚有爭議。而曆史上那些達官顯貴、英勇武將、文人墨客,甚至打家劫舍的好漢,史書記載是何等詳細。

  另外中國古代典籍浩如煙海,但記載工藝如《齊民要術》《天工開物》這樣的著作比例很小,像李誡這樣願意去調查、總結工匠勞作經驗寫一部書的士大夫太少了。而寫《開工天物》一書的宋應星之所以能這樣做,也是因為他科舉的屢次失利,從此遂絕科舉之念。這才有時間和精力寫這類大官們不屑的“閑書”。即便如此,其也隻是一個旁觀者、總結者,不是進行實際操作的大工匠。

  再有政治製度決定著工匠階層的受教育水平低,同樣也決定著商業文化的發達程度。可以鎖製造業和商貿業是車之兩輪,鳥之兩翼。製造業的利潤,必須通過商業才能實現,而中國古代對商業進行打壓,朝貢製度使得朝廷壟斷對外貿易。導致非自由競爭的商業環境加大了工匠在貿易中的弱勢地位,普通工匠辛辛苦苦,也就果腹而已。

  趙記的前世的書中說大宋的工匠會享受很高的待遇,其收入甚至超過了政府官員。但是他來到這個世界,真實的感受卻是多數工匠的生存狀況是很差的。即便是匠作監和都作院這些‘國營企業’,工匠們亦是如此,被圈禁在狹窄的作坊中工作,領著勉強糊口的薪俸,與包身工無異。你又怎能希望一些活得沒有尊嚴的工匠們去進行技術革新,促進中國製造業發展呢?

  與之對比的是歐洲和日本的製造工藝能夠得以發展,也是因為工匠所處的社會環境和中國大不相同,歐洲和日本經曆了真正的“封建”社會。西歐的封建主在轄區內高度自治,日本諸島的大名也是如此。各封地多是世襲,西歐的“世官”製延續到資產階級革命,日本的“世官”製則延續到“明治維新”。

  工匠與農民、商業處於平等的地位,一些平民家庭的俊秀子弟也願意去學手藝,有些工匠家族則是數百年不衰,工藝一代超越一代。且由於沒有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封建主和諸侯彼此競爭,工匠階層和商人階層有更大的生存空間,優秀的工匠可以脫穎而出,憑手藝過上好日子,並受到全社會的尊重。

  組織化和職業化是工匠的重要特性,而組織化和職業化的建立促使一代代工匠在傳承中創新,這種傳承和創新才能培育出“工匠精神”。古代歐洲手工業行會之所以成為推動經濟、社會和城市化的動力,正是由於其極其有效地保障了各種工匠技術的有序傳承、不斷改進和廣泛傳播。

  各作坊和工場可以聯合起來形成行業協會,維護本階層的利益。與中國工匠單打獨鬥,甚至祖傳手藝不傳外人相比,歐洲的工匠較早地出現了組織化和職業化,鼓勵工匠進行技術革新,不斷改進工藝。反觀中國,技藝高明的能工巧匠在官吏麵前都是唯唯諾諾的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