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昺經曆了兩世，也算閱盡世間事，也懂得了世上沒有完美。就像他常言在戰場上沒有百戰百勝的戰術，也就沒有常勝之軍，同樣的戰術和同一支軍隊在不同的形勢及環境下，不一定會產生同樣的效果，一切皆需要斟形度勢。

  那麽你也就不能說太祖趙匡胤製定的‘內實外虛’之策不對，這隻不過是其針對當時的形勢製定的政策，從而將宋朝的羸弱歸罪與其明顯也是不妥的。而錯的是後繼者沒有能夠在形勢發生變化之後，對政策進行調整和改變。但是趙昺覺得這麽說，那些後繼者也有些冤枉。

  後世有人評價大宋承平三百年，內政穩定，可謂中國古代史上難得的安定期。但趙昺來到這個世界後所聽到的，看到的並非完全如此。安定不等於天下無事，農業社會抗風險能力較弱，遇上天災處理稍稍不慎民眾就有可能揭竿而起，宋代亦是如此，據文獻記載大宋民眾舉事達四百餘次之多，可謂曆朝之最，但規模又都很小。

  為什麽會出現如此奇怪的情況，趙昺也曾試圖尋求真相。從他收羅來的正史、野史及時人筆記來看，太祖的‘內實外虛’之策其實在太宗死後，大家就發現這套方法玩不下去了，遼國威脅巨大，西夏也在崛起，能戰之兵堆在一塊根本無法應付北方邊境瞬息萬變的危險局麵。

  於是真宗開始著手調整兵製，所謂：“三邊之兵，間因事宜升為禁軍者，則所謂四十四處禁軍是已。”到了宋仁宗年間軍隊幾乎都分布在北方邊境和首都開封，以此計算當時天下七成以上的兵馬都被用作邊境守備，再減掉首都禁衛部隊，黃河以南幾乎不設防，其實是將內實變成了內虛。

  而民間舉兵起事一直也是宋朝大多數皇帝都要麵臨的困擾，即便是以仁君著稱的宋仁宗也沒有例外。在史書中大加褒揚的仁宗盛治下，地方上聚眾叛亂的消息接二連三。其中規模較大的是王倫、張海起事，其事跡零星見於諸多史料。趙昺甚至猜度此

  王倫很可能是《水滸傳》中梁山泊頭目白衣秀士王倫的原型人物，但現實中他造成的風波要比小說中大很多。當時沂州附近正在鬧災荒，不知出於什麽原因王倫帶人殺掉了領頭軍官扯旗舉兵。而其之所以出名，還因為王倫身著黃衣，這表明其顯然是奔著皇位去的，於是就受到了朝廷的重點關注。

  王倫運動戰能力也相當強，打劫沂、密、海、揚、泗、楚等州，橫行淮海，如履無人。如果僅憑這些記載大家可能馬上會聯想到唐末的黃巢，明末的李自成、張獻忠。然而接下來的記載會讓你懷疑自己是不是看錯了，因為王倫鼎盛時期的兵馬：“比至高郵軍，已及兩三百人。”

  趙昺當時都懷疑自己看錯了，王倫從今天的山東臨沂附近舉事，短時間內連攻諸城、連雲港、揚州、泗洪、蚌埠等地的王倫軍最多時也就二百餘人。他覺得宋朝禁軍戰鬥力比不上遼國和西夏，但也絕不是王倫這等草寇可以對抗的，就是一百個換一個也能將其耗死。且在沒有專業器械的情況下，兵力再多也很難攻下城池，別說是幾百號人，就算幾千上萬人想打下工事完備的城池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再看看當時地方官員們怎麽應對的，他們想出了一個絕妙的點子：“論軍中富民出金帛，市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遺之。”事情傳到開封宋仁宗氣的暴跳如雷，不抵抗也就算了，還敲鑼打鼓去勞軍。朝廷的意思是要把這些官員斬首示眾。

  但朝臣範仲淹強烈反對，他認為地方官府沒有軍隊，如果堅持抵抗激怒了叛軍殺戮城中無辜民眾怎麽辦?所以不應處分。好高大上的理由，估計現代分分鍾鍾就讓其成了網紅，而此先例一開當然會引起各地紛紛效仿。

  所以宋朝民間舉兵後轉戰各地的場景大致是這樣的，每到一座城市當地官員已經笑臉相迎等候門外，糧食補給、酒肉、金銀珠寶乃至歌舞娛樂也早早籌備好了，些許財物不成敬意，英雄笑納，酒足飯飽之後切勿擾民，請早早離開本地轄區。

  這種情況在唐朝是不可想象的，府兵製下軍農結合，隨便哪個州縣都能迅速拉出一支成建製的強兵。在其他朝代這等規模的叛亂也可能地方上就搞定了，會不會上達天聽都不好說。而趙昺相信若是發生在現代，很可能一個派出所就能把他們鎮壓了。

  那麽問題到底出在哪裏?仔細分析後，趙昺發現宋朝民間舉事的兩個鮮明特征。第一，即便活動範圍再廣叛軍也很難吸引民眾加入，以至規模無法擴大。第二，民間舉兵後如果沒有很快被消滅，到了運動戰階段幾乎都會選擇南下。

  深入地分析，就要涉及到宋代的兵製了。大家都知道中國古代所有王朝從來沒有敢在地方上不設防的，但趙匡胤開了曆史先河。州郡無兵導致對小股盜賊都無能為力，稍有變故極容易造成動蕩。後來金國南下擊潰了宋軍主力後所向披靡與此也不無關係，大量的城市倉促間根本無力組織有效抵抗。

  當然許多著名官員也清醒地意識到了朝廷規製的巨大缺陷。針對民間叛亂，歐陽修提出措施有三條：“一乞選捕盜官。”首先是治標，事情已經發生了重要的是考慮怎麽解決燃眉之急；“二乞定賞罰新法。”地方守備力量衰弱是叛軍如入無人之境的根本原因，危險的趨勢必須得到扭轉；“三乞按察老病貪贓之官。”這是最根本的，民眾舉事說明官員賑濟安撫不力，必須整肅官吏方能從根本上解決叛亂不斷的問題。

  幾乎與此同時範仲淹開始了“慶曆新政”試圖變法，之後王安石也登上曆史舞台。範仲淹側重於對冗官的整治，王安石涉及的範疇更加廣闊，但置將法、保甲法等都在力圖改變州郡不設防的狀況。而王安石雖然沒有扭轉重文輕武的大勢，但還是取得了部分成果，自神宗起民間舉事幾乎很少能夠轉戰千裏了……

  在行朝重返江南後，當時控製的地盤不過是江浙及江西和湖廣部分地區，禁軍主要駐防在長江沿岸，禦前護軍駐防京畿，構成大宋的國防體係。而閩贛、漳廈和閩廣地區主要是由懷恩軍、威勝軍、熊勝軍及懷德軍改編的地方州軍負責維持治安，鎮壓反叛。

  彼時地方有事，禁軍和禦前護軍可以就近支援，但是現在禁軍主力已經遠離江南，分駐在淮東和淮西、川蜀，京畿地區也隻有三個旅的禦前護軍駐紮，地方有事就有些遠水不解近渴之慮了。雖說現在已經建立起以府為基點的州軍體係，但人員和武器配備上多寡不一。

  因為受到火器生產能力所限，又隨即展開北伐之戰，火器隻能優先配備給禁軍和禦前護軍，多數地區的州軍的主要裝備還是主力淘汰下來的冷兵器，隻有靠近前線的州軍才能裝備部分火器。所以這些地方軍的戰鬥力不足，維護治安，剿匪緝盜沒有問題，遇到播州楊氏這種實力強勁的俚族武裝就有心無力了。

  但是當下大宋內部並非平安無事，雲南地區的戰事仍在持續，如今在川蜀被收取的情況下，雲南已經被隔為飛地，戰事亦要盡快結束。兩廣俚區已經完成改土歸流，但小規模的叛亂仍時有發生，且麵臨著占城、安南等外藩的擴張。這些皆需要強有力的軍事力量震懾。

  因而播州不服王法隻是將這種危機放大，而‘內虛’的危害性也得以凸顯。而在座的幾位各省首相皆是經曆過戰爭，從最生死存亡的邊緣闖過來的，當然清楚內防空虛會帶來什麽樣的後果。加之財政狀況的改善，也讓他們有了擴軍的底氣。

  趙昺在廷議上形成擴軍決意後，趁熱打鐵馬上提議舉行堂議，命兵部相關人員編製擴軍方案，讓樞密院製定封鎖方案以應對當前川黔形勢。

  陳任翁到底是老丈人，最能領會皇帝的意圖，兵部很快拿出了擴軍方案。他們在作出整體規劃後，認為增編五個軍為宜，分別駐防福建、江西和兩廣要地。而京畿地區也要駐紮一軍，以保證京師安全，以防玉昔帖木兒侵入江東時無兵可調，保衛京師的尷尬之事重演。

  按照兵部的規劃新編的五個軍劃歸禁軍序列，人員編製和武器配備皆參照禁軍，也就是說至少要增加兵額十五萬人。趙昺閱罷隻能苦笑搖頭，這個方案拿到廷議，乃至堂議上很難獲得多數人的支持，更無法獲得通過。而在他這裏也不會獲得批準，因為這太過理想化了，增加的不僅僅是兵額，還會給財政帶來極大的負擔，朝廷養不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