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群對生活的適應本來是平常的變遷，其實世界上這類國土易主，百姓依舊生活的狀況很多，傳統的文化似乎依舊傳承的狀態下不知不覺的也在漸變。而同時政治製度和統治者不斷變更，曆史也在慢慢的演化，昔日的戰場成為桑田，往日的對手一笑泯恩仇。

  然而宋朝的文人和士大夫對這樣的事實有願意認知的願望麽？不！他們始終還是抱持著傳統的地域、國家和民族畛域界限，嚴於區分種族等級，在血緣種族愛國主義的立場上堅持到底。這樣的觀念，一直留存，以血緣中心觀點區分世界的親疏，堅持一種“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觀念。

  趙昺並不以為這樣不好，當初他也是利用這種基於血緣和種族的愛國之情，將一盤散沙般的行朝及遺老遺少們團結一起，以致對抗蒙元為代表的異族入侵，恢複舊國，奪回故土。然而現在這種觀念卻讓他有些無所適從，不知將如何對待留在北方的同胞。

  但在儒法為主體的政治理念的古代社會，隻許成功不許成仁，隻許成仁不許言敗，否則就是背叛的觀念下，李陵歸降，被誅滅九族，司馬遷為他訴說衷情，也要被判殺頭，有人為之說項，方得閹除生殖器才能苟活存身，那麽無力的百姓就隻好做牆頭草了。

  繼續煽乎與‘北人’的百年恩仇，後人暈菜的是永遠也說不清楚的漢蒙逐鹿中原，最終歸於團圓一家究竟是兄弟鬩於牆還是國爭天下的一本糊塗爛賬，百年前之國斷非百年後之國，前人愛的國家和我所愛的國家究竟有什麽血緣上的關係？

  漢族苦心孤詣地要維持天下大一統的國家主義，又要堅持漢人中心文化優越論，此中文化矛盾殊難合乎邏輯。“愛國”二字內涵太過混亂，在曆史的長河裏，很難使人可以給它一個合理的文化整合，讚譽秦皇的，視屈原為反動；歌頌成吉思汗的，笑文天祥為迂腐；屈原“偉大”的“離騷”便成了此一時彼一時的自我哀怨罷了。

  隻是絕大多數的文人清客，都繞過了具體的常識難題，去抽象地把愛國難題無限拔高，讓老百姓無所適從。時間的長河把一家一國的短暫悲哀衝刷銷蝕殆盡，把過去的悲壯變成了一處處喜劇。這種文化上力不從心的感覺，決定性地給整個民族一種無從真誠愛國的複雜心理感受。

  趙昺也意識到再以曆史行進中不斷變化生成的局部觀念作為千古不變的國家意識，則完全不合邏輯自相矛盾陷入纏夾難解的困局，尤其以如此一種傳統僵化的國家、地域和血緣倫理意識作為不變的愛國主義的理念基礎，則完全無法應對今日變革的挑戰，使一代代後人無所適從。

  要想改變現狀，建立一套新的價值觀和新文化體係，改變幾千年來的傳統觀念，趙昺覺得以自己這點兒能水是夠嗆，而當前他依然需要民族主義來進行複國大業，時機還不成熟。但他依然希望自己能做些什麽，盡管這很難，而今他就麵臨著項傳統觀念的挑戰，可仍然沒有放棄……

  趙昺在入主臨安後，下旨在城中設立醫藥院，一來是為民接觸病痛，二來也是彰顯朝廷對百姓的體恤。本來這是項利國利民的好事，但是進行的很是艱難，而最困難的是少有人去看病。別說出現爆滿，多半的病房都是空的，去治病的除了軍卒和家屬，就是抱著死馬權當活馬醫的人了。

  而為什麽辦好事，卻難以成好事呢？趙昺也想過，其實主要還是傳統觀念在作祟。我們知道在古代醫療事業，並非是由政府來主導的，而是由民間醫生來承擔，且他們以單打獨鬥為主，醫者本人卻對此並不熱衷，導致醫院在社會上難以持久發展。

  在現代社會，誰都清楚醫院必須建立在醫者主動、患者從動的醫患關係基礎上，這樣才能實現對患者的持續治療。所以醫患關係中，醫者居於主動地位，患者從動，即便因為療效而產生的激烈的醫患矛盾，醫生一般也不會在醫患糾紛中吃虧，因為仲裁者往往也是醫生，也往往在醫療糾紛案件審理中獲勝。

  但是中國古代的醫患關係卻恰恰相反，醫者是從動、被選的。醫療的主體是病人，病人自主地擇醫而求治，醫生是被動地提供醫療服務，病人這方全家都會參與醫療過程，並握有最終決定權，而且患者還會故意設置難題考驗醫者。

  蘇軾就記載了當時流行的“困醫”行為，當時的士大夫延請醫人之後，往往故意不告知病情，而是請醫者診脈，一旦能將病情講清楚，才能算正式投醫。他對此深惡痛絕，望聞問切乃診療四大要素，隻靠一個“切”怎能考驗醫人水準？所以他經常反其道而行之，延請醫人之後就將病情和盤托出，並在診療過程中觀察醫者的能力。以趙昺來看，他看似開明的行為，其實也不能免俗，隻是考察方式不同罷了。

  同時患者還追求立竿見影，藥到病除的效果。稍不如意就會更換，斥之為庸醫。因此中國古代的醫者必須直接麵對患者負責，而且他們的經濟來源就是患者的錢包，要想保住飯碗就得‘忍辱負重’，不得不遷就患者的習慣。而趙昺辦的醫藥院，背景是朝廷，裏邊的醫生自不會慣著他們，於是患者寥寥。

  其次，中國古代醫者自身也存在弊端，就是他們保密風氣嚴重，善於單打獨鬥，這也是與以分科協作為基石的醫院格格不入的地方。俗語雲“教會徒弟餓死師傅”，醫人幾乎全部仰賴市場生存，麵對患者的擇醫試醫，沒有絕招是無法立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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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還曾經出現過醫者之間互相傾軋的現象，扁鵲就是死於秦國太醫李醢之手，還有醫者通過在另一醫者藥方裏擅增毒藥的方式嫁禍於人。因此中國傳統醫界保密風氣十分濃厚，極為秘惜，不許子弟泄露一法，至於父子之間亦不傳示。

  在這保密至上的時代，必然沒有學科發展所必需的正常的交流平台和話語體係。如此還能指望有正常的分科協作嗎？被動的醫患關係和保密習氣帶來的就是分科協作的困難。甚至傳統的精英思想下，連基本的社會分工都遭到非議，這種追求個體療效，追求精益求精的現象幾乎貫穿當時醫療界的各個方麵。

  也就是為什麽我們從史籍中看到的中國古代的醫者都是雲遊神仙一般的遊醫或者坐堂醫為主，他們可以有技術上的分科，但是卻缺乏組織上的協作，也就直接影響了醫學的發展。最讓趙昺難以忍受的就是低效率，當下的醫療係統可以說是脫胎於戰地醫生，講究的就是效率，每慢一點就要死人的。

  還有讓趙昺深為厭惡的就是在醫學界當下其實是名醫與騙子共存的時代。在古中國的醫術與巫術一直讓人傻傻分不清楚，也就為騙子們提供了機會。而這種能夠奏效，主要依賴兩個要件：一者受眾獲取的信息嚴重不完整；二者建構一種錯誤邏輯。

  具體來說就是：神棍們不會告訴他們的信眾，究竟有多少人喝了他們的符水，活下來與死去的比例是多少；又有多少人沒有喝他們的符水，活下來與死去的比例又是多少；也不會告訴他們的信眾，有些病可以自愈，有些病則不能。信眾們獲取到的信息，實際上是一個“幸存者偏差”陷阱，他們看到了許多病愈者，而這也是他們願意看到的，卻忽略了數量同樣龐大的病故者。

  巫術與病愈，有時隻是一種時間上單純的先後關係，就可以被神漢巫婆們渲染為因果關係，再打上一個補丁：病好了是神力、病沒好是神舍棄了你，這就形成了一個荒唐的、卻又“嚴絲合縫”的邏輯閉環。趙昺覺得現代社會同樣流行這樣的騙術，看似粗糙，但身在局中之人，若無獲取信息的渠道、甄別和解讀信息的能力與工具，要看穿騙局並不容易。

  這些神棍們在欺騙民眾，騙取錢財的同時，趙昺清楚他們同樣是威脅國家政權的不穩定因素，他們往往以這種騙術吸引信眾，然後謀取權力，顛覆國家。而這樣的例子數不勝數，漢代的張角、張魯皆是此道中的高人，病人來了，先讓他叩頭反思做過什麽壞事，再給他喝一碗符水。過些時日，如果病好了，就宣傳說是信道的功效；病沒好，就責備此人的心還不夠虔誠……

  現在趙昺覺得自己就是‘愚公’，試圖在這個被傳統觀念禁錮的世界挖開一條路，從而建立一種新的社會理念和文明。以免當連接東、西方的大門被打開時，中國不會因為落後的文化傳統被西方衝擊的支離破碎。但是改變太難了，隻能一點點的去撬動，去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