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1月20日，張純如在加州洛斯蓋多聖安東尼牧場的天堂之門公墓下葬，大約有三百餘人出席了葬禮。

  在葬禮上，中國駐舊金山副總領事邱學軍專程前往參加並宣讀了彭克玉總領事的唁電，向張純如的親人表示慰問。

  張純如墓碑上寫有這樣的話:“摯愛的妻和母親，作家、曆史學家，人權鬥士。”

  在張純如的葬禮結束後，張然跟著張純如的父母來到在伊利諾伊州的厄巴納市，拿到了很多資料。其中包括95年張純到南京采訪大屠殺幸存者拍攝的4盒錄像帶，裏麵記錄著9位大屠殺幸存者的證言。

  每盒錄像帶時長150分鍾，總共600分鍾，這600分鍾的影像資料為南京大屠殺曆史留下“活證據”。張純如的父母拜托張然將這4盒錄像送到南京的大屠殺紀念館，他們覺得大紀念館才是這4盤錄像帶該去的地方。

  張然向他們保證，一定會親手將這4盒錄像帶送到紀念館。

  傳記片是根據真人真事改編，但並非沒有虛構或者想象。

  不過張然想拍的電影涉及到南京大屠殺，必然會被有心人挑刺。就如同張純如的《南京大屠殺》一樣，因為存在一些瑕疵，就被有心人拿來說事，想把整本書的價值否定掉。因此，他希望自己的電影每個情節，每件事，甚至每句話都能夠找到真實的出處。

  離開厄巴納市後，張然沒有急著去采訪張純如生前的朋友和同事，而是把從張純如家人哪裏拿到的資曆進行歸類整理，把人物的行動線整理了出來。張然希望打算以1994年，張純如到加州庫珀提諾參加紀念南京大屠殺死難者會議作為開端，正是那次會議展出的血淋淋的資料，喚起了她對祖輩在南京遭遇的記憶，決定以筆作為武器揭開曆史真相。

  11月30號，張然帶著一大包資料回到北平。他本希望能多留幾天，去采訪張純如的朋友和同事，不過金馬獎即將開幕，他答應過侯孝賢要去捧場，不能言而無信。

  這些天張然一直在思考將來該找誰來扮演張純如，把國內的優秀演員捋一遍後，發現張婧初最合適。這並不因為張婧初是自己的女朋友，而是真的覺得合適。張婧初的臉型跟張純如比較接近，通過化妝可以化得很像張純如，而且她的英語很好，完全能夠勝任這個角色。

  不過張然並沒有給張婧初說這事，甚至連自己打算拍張純如都沒有說，隻是告訴她，以後有機會要拍一部涉及到南京大屠殺的電影。張然記得高圓圓拍《南京南京》，因為太過壓抑一度患上抑鬱症。張婧初現在才24歲，太年輕了，讓她過早的碰這些東西不是好事。

  啊——

  張然恐懼地驚醒，身體猛然坐起。室內一片漆黑，隻有窗外微弱的光線穿透厚重的窗簾進入屋裏。他擦著自己滿頭的汗水，簡直能聽得到內心裏發出的驚悚的叫聲，那是何等恐怖的夢境啊！

  遍地死屍，滾落的人頭，刺刀上挑著嬰兒，魔鬼一般的日本兵在獰笑。死灰色的天空，烏鴉怪叫著飛遠。昔日街市繁華的六朝古都成了一座滿目淒涼，令人絕望的死城。

  張然感到極度的恐懼，身體微微發抖。大屠殺的場景出現在了夢中，那地獄般的場麵就像魔鬼的爪子攫住了張然的心髒，讓他幾乎喘不過氣來。

  太可怕了！真的太可怕了！

  張然想起張純如的丈夫告訴過他，張純如在寫《南京大屠殺》的過程中經常氣得發抖、失眠惡夢、體重減輕、頭發掉落。大概就是這樣的惡夢吧？

  床頭燈突然亮了，張婧初坐起來，看著滿頭大汗的張然，關切地問道：“怎麽了，做惡夢了？”

  張然衝她笑了笑：“做了個惡夢！我沒事，你繼續睡吧！”

  燈熄滅了，張婧初摟著張然重新入睡，但張然卻怎麽也睡不著，腦子裏是那一張張活生生的麵孔。

  上午十點，張然接到了青影廠新任廠長謝曉京的電話。謝曉京原來是導演係的係主任，現在是北電的副院長，在邱元旭辭職離開青影廠後，他兼任了青影廠的廠長。由副院長兼任青影廠廠長這個待遇相當高，說明學校對青影廠非常重視。

  張然問道：“謝院長，你怎麽想起給我打電話，肯定有事吧？”

  謝曉京道：“《飛行家》不是準備赴台參加金馬獎嘛，到台彎的通行證是學校在幫你們辦。這事遇到了一點麻煩？”

  張然一怔：“怎麽了？簽證沒辦下來？”

  剛才張然看新聞，就有媒體說《可可西裏》的男主角多布傑因為簽證還沒辦下來，可能無緣台彎行。

  謝曉京道：“那倒不是，簽證辦下來了。不過台彎那邊對你這次赴台提了三點要求，第一，不許接近影迷；第二，不許給影迷簽字；第三，不許接受媒體采訪；如果違反相關要求，五年不許到台彎。”

  張然有點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這三點要求什麽意思，我到了台彎不能說話？”

  謝曉京解釋道：“是台彎主管大陸事務的部門要求的，鄭冬天老師說，可能是因為你上了新聞聯播，政府宣傳部門又多次提到你的名字，是政府對外文化宣傳的一張牌，台彎方麵就比較警惕！”

  張然有點哭笑不得：“這些人有病吧，什麽都能往政治上扯。算了，搞得我好像很稀奇去似的，不就一破金馬獎嘛，我不去了！”

  很多人說內地喜歡扯政治，實際台彎才喜歡扯政治，什麽都能說成是阿共仔的陰謀。

  台彎歌手和演員到大陸掘金，開演唱會、拍戲、商業代言，賺錢賺得不亦樂乎，但內地藝人去台彎淘金，卻比登天還難。

  台彎當局對赴台拍攝影視劇限製極多，比如拍電影，陣容裏隻能有兩個大陸演員；拍電視劇對內地演員則完全限製；最難的是歌手，不準登台演唱和上節目，到了台彎還必須按照預定行程辦事。即便是內容涉及台彎的電影《台彎往事》，也隻能在內地搭景拍攝。

  要等到2008年這個政策才會放寬，內地演員才能到台彎拍戲。

  說實話，像張然這種已經在三大拿到最高獎的導演誰會把金馬獎放在眼裏？要不是侯孝賢打電話給張然，讓他參加金馬獎，是說要為華語電影捧場，他根本不會報名！

  明明是你們邀請我過去，現在卻來這一手，老子不伺候了！

  張婧初在知道這事後也很生氣，盡管她提名了最佳女主角，不過她並不在乎：“不就一個破金馬獎嘛，誰稀罕啊，我們不去了！”

  張然笑著道：“我不去是因為有更重要的事，懶得跟他們計較，不然我肯定會去，然後故意接受采訪，惡心死他們。你該去的還是要去，如果能獲獎的話，你上台幫我領獎，然後把這事說出來，看他們怎麽收場！”

  張婧初擔心地道：“不會惹什麽麻煩吧？”

  張然笑道：“能惹什麽麻煩？五年不準赴台而已。難道我們還稀罕去嗎？”

  下午，張然坐上了前往南京的飛機。這次他到南京除了將那4盒錄像帶送到紀念館，他還要拜訪一些專家和學者，探尋張純如1995年在南京後的經曆，這是電影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第二天早上，張然來到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找到朱成山館長的辦公室。

  朱成山從張然手裏接過4盒錄像帶，深深歎了一口氣：“多好的姑娘啊，怎麽就這麽走了！”

  張然也深深的歎了一口氣：“朱館長，這次過來除了送這4盒錄像帶，還有一件事想要拜托你。我想拍一部關於張純如的電影，紀念這位了不起的女子，同時，從另外一個角度講訴南京大屠殺，讓更多的人了解這個事！”

  朱成山聽到這話非常高興：“長時間以來，西方國家隻知道納粹屠殺猶太人，不知道侵華日軍在二戰中曾經瘋狂地屠殺中國人。國際輿論隻譴責納粹在二戰中的暴行，很少抨擊日本軍國主義在二戰中的暴行。這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自二戰勝利以來的幾十年光陰中，在西方主流社會中有關日軍侵華史實的宣傳太少，聲音太弱。如果我們能夠有《辛德勒的名單》這樣的電影，如果我們能夠在國際上發聲，日本右翼怎麽可能這麽猖狂！”

  張然用作保證的語氣道：“我不敢說自己能拍出《辛德勒的名單》那樣的電影，但我會竭盡全力，拍出一部經得起考驗的電影，在全球發行。這也是張純如的遺願！”

  朱成山看著張然，想起了自己第一次見張純如時的情形，同樣是27歲，同樣堅定而銳利的眼神。他就講了起來，他第一次見到張純如是在95年8月9日。當時他看著眼前時年27歲、漂亮但不會說漢語的張純如，既為她的勇氣而高興，又不禁擔心，這麽年輕柔弱的女子，能否寫好有分量的南京大屠殺作品？

  眼光銳利的張純如似乎看出了朱成山的顧慮，把一本她當時以中國導彈之父錢學森為主題的作品《蠶絲》遞給了朱成山，看到眼前這部厚似磚頭、文字莊重、考證嚴謹的著作，朱成山的疑問一掃而光，隨之取代的是感動。

  朱成山當即表示將全力支持她，他不僅贈送給她全套的館藏資料，而且，考慮到張純如對南京大屠殺史料了解甚少，朱成山開了一長串的建議名單。

  九年後的現在，張然獲得了相同的待遇。朱館長贈送給張然全套的館藏資料，同時將幾位在南京為張純如提供幫助的專家，以及錄像帶中九位幸存者的地址告訴了張然。

  按照朱館長的指引，張然找到了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曆史所王衛星和行政學院楊夏鳴教授，當初就是他們協助張純如調查搜集資料的。張純如在南京總共呆了25天。時間非常緊張，他們幾個分頭進行工作，王衛星收集整理資料，楊夏鳴陪同張純如采訪幸存者，采訪工作結束後，再進行翻譯。

  在兩位專家的回憶下，電影最重要的部分，張純如在南京的經曆在張然的腦子裏慢慢清晰。

  就在張然忙著收集資料的同時，第41屆金馬獎開幕了。(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