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討會召開的很勝利，張思文決定利用省城的關係再加一把火，礦產整合現在是萬事俱備，隻欠東風。

  “這東風還是你去幫我借，這個時候我頻頻往省裏跑，不太合適。”張思文對愈彥說。

  “盡量多跑幾家吧，不過，這位老同誌是重點！”張思文把名單仔細看了又看，確認沒有遺漏，這才在其中一個名字下邊畫了一道重重的橫扛。

  愈彥一看，是一位是省農村工作部離休的辛處長。

  對於這位老領導，愈彥不是很熟悉。跟張思文做秘書幾個月，過段時間他都要隨同到省城跑幾次，專門看望一下這些安泰籍的老幹部。

  通常情況下，張思文會親自一家家跑，雖然有時隻是蜻蜓點水一坐就走，但那種姿態便代表了重視與尊敬。如果張思文實在跑不開，就讓秘書愈彥代勞，禮物還是那些，話卻要多說幾句，無非解釋張思文何故不能親臨，平常如何對老前輩們百般記掛，或者當場給張思文撥個電話，由他親自與老同誌表達。

  “知道為什麽重點要跑辛處長嗎？”張思文問。

  “這個，還請書記指點”愈彥搖了搖頭，疑惑的說道。

  “看來有必要對你進行一點革命傳統教育嘍。”張思文嗬嗬一笑。

  愈彥當然希望掌握多一些背景資料，以便到時候懂得怎麽說話，如何拿捏分寸。

  “別看這個辛處長離休前隻是省委農村工作部的一個處長，卻是個非常了不起的人物，與省委領導的關係更是非同一般！”張思文介紹道。

  辛處長是上世紀四十年代參加革命的一位老八路。他老家在安徽蕪湖，高小畢業後跟隨一位同鄉出來參軍，曆經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並隨解放大軍接管安泰。解放後，辛處長由於年紀太輕，被組織上送到省農學院繼續讀書，成為五十年代那批土八路中的知識分子。此後，他長期在省委農村工作部門工作，以常年深入基層、熟悉農村、精通農業而著稱。他的足跡遍布全省鄉村，安泰郊區更是他來得最多的地方。那時候，不論多大機關、多高級別下來的幹部，但凡到了農村都不興住宿賓館、招待所，而是一律吃住在農家。

  上世紀六十年代後期，“文革”風起，既是保皇派又是走資派的辛處長在省裏遭到批鬥，就主動要求下放到安泰郊區。

  等到七十年代末“文革”結束，辛處長官複原職，還回到省委農工部任處長。同時，為了盡快恢複被破壞的農業生產，他還主動要求再在安泰郊區蹲點一段時間，並掛職郊區區委副書記。

  這位從小參加革命的老人，由於有進入農學院係統學習的經曆，後來又長期深入農村基層，成為全省有名的農業專家，特別是在治理高沙土、經營水利、沿江農作物布局等方麵獨有造詣。

  在上世紀，我國還是傳統農業占據主導地位，十多億人吃飯乃是第一要務。即使像經濟比較發達的本省，鄉鎮工業雖然已經是如火如荼，可農業在整個經濟中依然首當其衝。因此，像辛處長這樣的農業專家，按說早應該提拔到某個地市或廳局擔任更高層級領導，不想，正是緣於其在專業領域的獨特聲望，卻被省裏寶貝般一直“珍藏”在農工部，直到離休也才享受到地廳級待遇。

  不過，也因為此，他在省領導麵前頗有發言權，其威望絕不亞於某些位高權重的廳局長。尤其下到各個地市，更是深受基層黨政負責人的尊敬。

  張思文這一介紹，愈彥恍然大悟，難怪啊難怪，原來這裏麵內有玄機。

  “到辛處長跟前，知道話怎麽說嗎？”張思文問。

  “知道了。”愈彥嘴上這麽答，心裏卻也不是十分把握，就當場將說詞演示一遍，特別對可能出現的幾種情況做了預案。張思文聽了，表示滿意。

  “這次給辛處長帶點什麽東西呢？”愈彥問道。

  “這個我已經準備好了，你去的時候直接古來拿就好了。”張思文頓了頓接著說道。

  愈彥點點頭，表示領會。

  “記住，凡事點到為止，過猶不及。老同誌們身經百戰，見識過的大場麵多，千別把戲演過了。還有，在省裏不要張揚，遇到熟人盡量躲開。”張思文再三叮囑。

  張思文的這一番推心置腹之語，讓愈彥感動不已。他想，官做到張思文這種級別，有時也很難，表麵看起來風光無限，身邊奉承迎合者不少，可到了關鍵時刻，真正能說點心裏話的人卻很少，說到底還是高處不勝寒哪。

  如此說來，愈彥此次省城送禮之行，責任相當重大。曾幾何時，愈彥對於這種庸俗的送禮陋習，極其反感甚至厭惡。

  記得很小的時候，常聽老實巴交的父母在家議論，村裏某某人家由於給村支書送了一隻母雞，竟然就多領了好多救濟糧、款，或者分得了一塊戶戶眼紅的良田。那口氣，就像得好處者不是給別人送了母雞，而是偷了別人家的母雞。後來讀小學、中學，父母親督促子女們認真學習的警戒之語，就是時不時威脅說，“要是不好好讀書，就得像莊東的王小二，把家裏準備砌房子的錢拿出來送禮，才被村裏推薦到鄉辦磚廠上班。”其實，那個王小二不過是磚廠裏一個普通裝卸工，完全憑苦力掙錢，可是讓愈彥父母這麽一說，就像他掙的是什麽見不得人的髒錢。總之，在愈彥幼小的心靈裏，早已播下仇恨送禮的種子。

  山大學讀書那四年，他的學習成績始終一流，一手現代詩做得行雲流水，在學生會副主席、詩刊副主編等多個崗位上也非常賣力，加入黨組織本來應該板上釘釘，可班上僅有的最後一個名額，卻讓一位經常往總支書記家拎板鴨的同學搶了。

  經過如此重重打擊，愈彥對送禮一度到了深惡痛絕的地步，聲稱此生絕不染指。

  “不會送禮的秘書，不是個好秘書。”張思文說這話時，愈彥剛跟張思文不久，乍聞此言，愈彥相當吃驚。他不明白，做好秘書與會送禮之間，有什麽大不了的關係。

  當然，張思文話裏的意思，絕不是暗示愈彥給他送禮，而是他需要愈彥明白送禮的重要與必要，以便日後隨同他送禮時不會有什麽心理障礙，甚至有些禮還必須由愈彥代他出麵。

  “小愈啊，你當初在山大讀過四年文學，現在我倒要考考你，這送禮在中國曆史上有什麽講究？”第一次陪同張思文送禮歸來，閑聊時，張思文如此發問。

  “送禮之風，自遠古即已有之，且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這種常識性問題，自然難不倒愈彥。既然是無事閑聊，又是張思文出題，他正好借機顯示一番山大的史學功夫——古人一向崇尚“非禮勿施”“禮多不怪”，但這種純粹精神層麵上的禮儀，漸漸被金錢物質之禮所替代，且曆數千年而長盛不衰。明初朱元璋為了鞏固其統治地位，大力抑製送禮賄賂惡習，不惜苛刑重典，包括剝皮抽筋之類的刑罰無所不用其極，可終究無法根治這一頑症。到清一朝，送禮不僅常見官員日記、信件、公文，而且在上呈皇帝的奏章中也多有記載。

  那時，僅僅屬於法律規章許可、規定的禮數就有多種，比如，參謁上司，須備見麵禮；凡遇年節，要送節禮；生辰喜慶，必致賀禮；題授保薦，當呈謝禮；升轉去任，聊贈別禮。據史書披露，到康熙朝後期，一個兩江總督，僅上任時收到的“見麵禮”就有一萬多兩銀子，相當於400多萬元人民幣。

  而且，那時送禮，還有一個冠冕堂皇的名稱，叫“敬”。當時的地方幹部離京時，送給朝廷有關部門負責人的銀子叫“別敬”，夏天讓上司購買清涼用品的錢叫“冰敬”，冬天添置取暖用品的錢叫“碳敬”，給領導妻女的稱“妝敬”，給正上學讀書孩子的“文敬”，還有“年敬”“節敬”等等。

  什麽樣的官員一年裏允許收幾次禮，哪一級幹部一任須送多少禮，幾乎完全有章可循、有據可查，上自皇帝下至百姓，皆心知肚明，且形成了某種必須遵守的規矩。凡事一旦成了規矩，事情往往一下就變得簡單起來——上頭不收不行，下邊不送也不行。

  “這麽說，如今送禮之風盛行，從曆史角度考量，倒也不是什麽見不得人的醜事，從某種意義上說，反倒具有曆史文化的自然傳承與延續。是這樣嗎？”張思文又問。

  愈彥當即被問住了，一時不知如何回答。他沒有想到，自己剛才的一通宏論，竟然被張思文巧妙利用，成為送禮陋習的一件華麗外衣。

  他內心裏不能讚同這種說法，卻又無法辯駁之，感覺是被偷換了概念。事實上，當今官場的這種送禮之風，已經遠離古代那種情義、禮儀與規矩，更與文化扯不上邊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