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數學家，以及一個成熟的政治家，張蒼從這份竹簡上看到，遠不止於此——不用劉弘多說什麽，張蒼就已經通過這卷竹簡，想到了許多可拓展的財務措施。

  例如，在‘日、事、取、餘’四欄之外，再加一欄‘印’，規定每一個事件過後，當值官吏需要用印，表示對該次事件，以及府庫存錢餘額表示認同！

  這樣一來，非但府庫少沒少錢，能通過這樣一份賬簿顯現出來，就連錢是在什麽時候少的，什麽人身上出的問題，都在賬簿紙上一覽無餘——為了保證自己不因賬目而被怪罪，官員用印之前，必然會仔細核對府庫存錢，以保證存錢的真實剩餘量，與賬本上‘餘’那一欄一致！

  “此宦者令奉朕諭，於省中試行之賬簿，禦史大夫以為如何？”

  劉弘一聲輕語，將張蒼從驚喜中拉回現實，張蒼卻並沒有急於作答。

  稍稍按捺內心中的激蕩，張蒼便發現，其實劉弘所‘發明’的記賬方式，與此時本有的記賬方式並非全然不同，

  此種新式記法中的‘日，事，取，餘’四部分，除了‘餘’這一項之外的三項，實際上在過去的記錄方式中也同樣存在。

  隻不過在過去，‘日，事，取’三項，被記錄成了一整句陳述句，並一條條冗積在一起罷了。

  理性的分析二者的區別，劉弘所拿出的這種新式記賬方式，隻不過是在原有的三項中加了一項‘餘’，並不再以陳述句的方式記錄，轉而以一種···

  想到這裏，張蒼卻發現找不到一個合適的詞，來形容這一種記錄方式了。

  “此記法，朕欲稱其曰：財圖。”

  實際上，作為整個人類曆史上最古老的三大文明中，以及唯一一個延續五千年的文明，華夏數學的發展程度，在很長一段曆史時間間隔內，都在全世界出於大幅領先地位。

  無論是方程、正負、象限等數學基礎理論的提出與發現，亦或是圓周率、微積分、衰分等高等數學基礎，在華夏的提出時間，都普遍領先全世界至少一千年以上！

  但是，自西方所用紀年之‘公元’開始，直到滿清覆滅，華夏不止科學技術發展接近停滯，就連數學，也沒有再取得太大的進步；十九世紀的華夏數學，與公元前三世紀的近乎完全相同！

  造成這種‘發展停滯’的原因有很多：學術學派對數學的輕視、王朝周期律導致的反複戰亂，以及民間文化普及度不高等等。

  但要說最主要的原因，在劉弘看來，無疑是華夏數學界，缺少一種簡介清晰的數學記錄方式，或者體係。

  就拿此時的漢初來說，無論是方程解析，算數運算，其過程都十分接近後世小學所教的初級基礎數學；但是，如果真讓後世的中小學生，去看九章算術裏某道題目的解析過程，那位學生絕對看不懂。

  因為此時的運算過程，完全以漢字敘述的方式進行！

  舉個例子，後世很典型的一道二元一次方程：x=y-2，5x=3y，求x，y。

  但凡上過學的人都知道，這道方程的解析過程：

  x=y-2，5x=5y-10

  ∵5x=3y 5x=5y-10

  ∴3y=5y-10 y=5

  又∵x=y-2，

  ∴x=3

  解析式一列，運算過程簡介明了。

  而在此時，這樣一道題，都不說運算了，光是要看懂題目，都需要費好大的力氣···

  ——有甲、乙二物，甲物加二錢，可換得乙物；甲物五，可換乙物者三，問：甲乙二物各價幾何？

  且先不提此時沒有標點符號這件事了，光是從這麽一句文字中提煉出題幹，就要求做這道題的人不止需要認字，還得具備一定的思維體係構建能力。

  或許看上去，並沒有這麽玄乎：以後世人的視角，這樣純文字的敘述方式，似乎也沒啥不一樣的？

  那是因為，後世人的思維能力，體係構建能力，都已被更簡易的符號、數字等思維工具給鍛煉到了一定的熟練程度——即便題目是文字，後世人也能在看過這樣一道題過後，自動在大腦生成‘x+2=y，5x+3y’的等式。

  但此時的人在解這道題的時候，並不會有這樣下意識的的思維體係構建，所有的過程，都需要以文字的形式展現，如‘甲物加二錢可換得乙物，故乙物可視作甲物加二錢；甲物五換得乙物三，即甲物五，換得甲物三又六錢···’

  撇開其他的客觀原因，真正阻礙華夏數學發展的，便是這般繁雜的運算過程。

  此時張蒼手中的竹簡——準確地說：統計圖，就是劉弘打算針對此，所做出的第一個嚐試。

  從九章算術第一次出現並沿用到現在，華夏數學實際上已經近乎到達了‘文字數學’可抵達的巔峰；要想讓華夏數學穩步發展，而不是如曆史上一般停滯不前，那從‘數學文字化’到‘數學符號化’的轉變，將無可避免。

  更簡潔易懂的記錄方式、運算方式，可以節省大量的時間精力，讓那些數學造詣達到水準線，有機會促成數學發展的人有更多的時間，去探究更為深奧的問題。

  ——就如曆史上的張蒼那樣，去琢磨琢磨：地球離太陽，究竟有多遠呢···

  隻要有人願意做這樣的嚐試，劉弘就會拚盡所有，保全那個人不被燒死！

  即便不考慮‘為後世計’這般宏偉遠大的目標，更簡單的數學記錄方式，也可以讓政權的運轉效率得到大幅度提升。

  試想一下：在過去秋收之後，為了將糧稅記錄在冊並上繳國庫，地方縣衙幾乎要花費數個月，發動大半的官吏，將每家每戶的納稅額以漢字一條條記錄上賬本，再上交中央，中央再花十幾天時間，核對完該縣所送來的農稅與賬本是否對的上——賬目上說，張三繳糧十石，就從堆積如山的糧袋中，找一隻寫有‘某縣張三’的糧袋，稱一下是否有十石那麽重···

  而以後，就不用這麽麻煩了：地方隻需要在原有的賬目基礎上加一條：某某人繳糧多少之後，總糧食糧達到了多少。

  這樣一來，中央在核查的時候，就隻需要查看賬本最後那一欄，匯總的總量與送來的糧食總量是否相符，就可以了。

  至於賬目是否有差池，中央也不用再挨個比對——就拿劉弘方才那本賬本來說，隻需要查看某一條賬目所記錄的支出，是否等於府庫原存有量與現存有量之差即可。

  光是從‘拿著賬本找糧袋沉重’，到‘坐在辦公室核算賬本’的轉變，就可以將行政效率提升至少八成——如果真有加減法都不會算的酒囊飯袋混入中樞，那劉弘絕對不會輕易放過！

  作為一個後世人，劉弘所要追求的自然是中央集權，中央集權又需要足夠的官僚數量來保證行政效率；‘財務改革’這個想法，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在劉弘地計劃之中的。

  按漢室現在的生產力，以及中央的財政狀況，大範圍擴編基層官員，絕非一日之功——在五年之內，劉弘能做到在不裁員的前提下，將官員待遇提升到‘不貪不拿也能活的寬裕’的程度，就已經非常了不起了。

  這樣一來，官僚人數的提升，就從劉弘地近期目標中排除；既然能用的官僚就這麽多，劉弘也隻能從官僚個體的行政效率下手，用現有的官僚，來做更多的事。

  為了達成這個目的，劉弘能做的其實非常多：以紙取代竹簡，推動張蒼更早推行‘審計’製度，增強禦史大夫對官員的審查力度等等等等。

  但成本最小，耗時最短，見效最大的，就是財物改革。

  毫不誇張的說，隻要劉弘能做到讓天下所有地方官府，都用此時張蒼手上這卷竹簡所記錄的方式記錄財務，漢室的行政效率就能肉眼可見的翻倍！

  而對此時的劉弘來說，最需要的就是這種政治成就——肉眼可見！

  撇開陳平等‘德高望重’的政敵不論，劉弘十四歲的年紀，就讓劉弘地政治威望天生處於劣勢地位。

  無論劉弘做出多麽有深意，多麽福澤子孫的舉措，輿論都會不可避免的認為：陛下年不過十四，必然想不出此等良策；此當是朝堂諸公之共謀吧？

  這也算是少年皇帝們的悲哀了——臣子做錯事，是皇帝沒能壓住場子；自己做出了成績，又會變成臣子的功勞，皇帝能掛個名都算不錯了···

  但若是推行數學改革，就不會有這樣的問題了——輿論頂多頂多會認為，這樣新奇的‘記數’方式，應該是對《九章算術》有深刻研究的張蒼所提出，尤其是在未來幾年，朝堂在張蒼主持下推行‘審計’製度之後，這種說法的可信度將達到頂峰。

  看上去，功勞還是變成了臣子的，劉弘隻得一個‘虛心納諫’之名？

  實際上卻並非如此。

  首先，張蒼一人獨領功勞，與‘朝堂諸公’共謀之功，對劉弘的意義就不一樣。

  張蒼獨領，那劉弘就是知人善用；朝堂共謀，劉弘就隻是被‘大勢所趨’。

  最主要的是——作為當事人，張蒼自己心裏最清楚，這件事究竟是誰的想法。

  甚至基於此，將來張蒼正式推行‘審計’製度時，也會潛意識的認為，‘審計’製度也並非他一人之功，而是得到了劉弘地‘啟示’——作為後世人，劉弘當然會以‘先知者’的角度，改善張蒼提出的審計製度，盡量將未來可能出現，或在曆史上曾出現過的漏洞規避。

  這樣一來，張蒼就不太可能如曆史上那樣，與身為皇帝得劉弘起齷齪了。

  而和睦的君相關係，對於劉弘未來的計劃而言，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