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康提王朝對此肯定是有意見的。

  不過，在駐軍和艦隊環繞的狀態下，他們的意見頂個屁。

  最多也就是兩邊商量了一下，灰衣派不能去山區、那邊的種姓派也不再幹涉低地區的事。

  私下裏，會悄悄找英國人，又忘了趕走生薑請來辣椒的教訓。

  但英國人現在沒工夫在錫蘭費力不說，也壓根不想招惹大順。

  本來大順就和法國不清不楚的，這時候沒事找事，再去招惹大順，那真是閑的沒事幹了。

  權哲身看到的是漢化，或者說是某種程度上狹義的漢化。

  這種狹義的漢化的根源，是大順控製區總共大約四五十萬僧伽羅人，一下子塞進去大約二十萬漢人。

  更廣義的漢化，其實是近代化、世俗化。

  也就是劉鈺所說的“普遍的修飾成民族的”。

  世俗化，是近代化的前提；打破種姓製度，就是近代化。

  狹義的漢化是個漫長的過程，需要教育、人口、經濟優勢等等。

  廣義的漢化，是狹義漢化的基礎。

  因為，世界是往前走的，不是往後退的，要為將來的近代化的漢人國家打基礎，而不是往後退著讓一群舊統治階級去讀經書。

  隻要能做近代化、現代化的標杆，那麽那些近代化、現代化的普遍性的東西，就是民族的。

  灰衣派的宗教改革在這裏成功的原因, 就是大順本身是反本地統治階級的、而這裏的低種姓人口既多又掌控了經濟基礎。

  更為現實粗暴的原因, 則是不管是葡萄牙人還是荷蘭人，終究還需要高種姓群體, 為他們提供糧食和勞動力、服役。

  而對大順來說……天朝不缺會種地且願意種地的人。

  天朝也不需要靠一群高種姓錫蘭人，才能種地，天朝種地的水平，不知道比這些高維種姓高到哪裏去了。

  況且, 這種地方, 劉鈺逆練的一些教導，讓劉鈺確信，徹底吞並錫蘭，意味著錫蘭民族主義的覺醒；而直接割裂, 甚至搞灰衣派和種姓派這樣的宗教衝突, 才是大順可以永久占據西南地區的基礎。

  甚至，他是非常樂於讓世俗派和種姓派的矛盾加劇的。

  因為，矛盾越加劇, 正統的種姓派，為了證明自己的正統性，會更加“傳統”，絕不會自我改革、放開種姓限製。

  大順又不想在錫蘭山區種茶葉，放著好地方不要，去山區幹啥？

  故而，大順的政策，就是將為數不多的高種姓村社, 保持原樣；而大量的土地, 則分給了低種姓人群，並且打散他們的種姓, 取消他們的世代職業限製。

  唯一還有職業限製的, 就是他們不許服兵役，也不需要服兵役。而是轉為繳納土地稅, 代替服兵役。

  大順不需要土兵, 因為不缺人。

  所以, 從政治、政權的角度來看, 錫蘭的西南地區，實際上漢化的已經非常成功。

  府兵服兵役, 國家給予土地，府兵有服兵役的義務。

  被打散的、事實上已經取消了種姓限製的小農, 繳納賦稅。

  大量的工商業從業者，以雇工而非勞役的形式，充斥著種植園、采珠船。

  村子編戶籍，設裏長、糧長。

  除國有土地外，授予的土地，由各家贖買，贖買之後獲得土地所有權，可以買賣、交易、允許兼並。

  都督府每年會征發農業人口，進行水利建設, 但會錯開農忙時節——因為土地比較充裕，農村並未出現嚴重的貧富分化, 所以征收募役錢，雇人勞作，反而是不合適的, 甚至可以說是刻舟求劍的。

  低地地區，普遍使用大順紙幣。

  城市學堂，全部以漢語教學。

  推行的第一部法令, 是禁止同姓血親婚，和跨種姓婚姻合法。

  出家人實行嚴格的度牒製度，不經禮政府下屬機構審核，一律不準出家。僧團領袖不經都護府上報禮政府批準，一律不得傳承。

  終究，這裏是大順的錫蘭都督府轄地，是錫蘭軍陣。

  而不是大順印度公司，或者大順錫蘭公司。

  大順的商業資本，在這裏，占據經濟優勢。

  但是，他們依舊沒有與其小範圍經濟優勢相對應的政治優勢。

  所以大順的商業資本，不得不服從於大順官僚集團的意誌，以“消化”錫蘭西南部作為前進基地為主，而不是以“最大限度地攫取利潤”為主。

  這二者的區別，在於如果選擇最大限度地攫取利潤, 那麽, 維持種姓製度、維持種姓勞役、引入泰米爾人作為奴隸，才是利潤最大化的優先選擇。

  甚至，往錫蘭運漢人，根本就是違背商業資本利益的。

  然而，以劉鈺為首的一部分官僚集團的意誌，並非如此。

  而且，顯然，大順的商業資產階級，想要獲得統治地位、成為統治階級，還早呢。

  這就是“大順錫蘭軍鎮都督府”和“大順錫蘭特許貿易公司”的區別。

  劉鈺對荷蘭人在南洋折騰了百餘年，折騰的荷蘭人口少得可憐、多麽好的南洋市場的底子竟然弄得本國手工業崩潰的印象，相當深刻。

  他可不想大順重走覆轍。

  這種部分有長遠眼光的官僚集團和商業資本之間的矛盾和衝突，或者說路線上的區別，其實也是導致趙立本聽到弟弟在寶石礦幹活後憂心忡忡的一個原因。

  事實上，在趙立本於黃龍府黑金礦暴動之後，他在縣城等大赦天下的時候，是有官方的人在那裏招過挖金工的。

  是確確實實有官方背書的。

  隻是趙立本被坑了一次後，對這種事，再也不信了，哪怕那招工條件寫的天花爛墜。

  他以為，肯定還和上次一樣，那自己要是去了，可真就才出狼穴、又如虎坑。

  所以這一次聽到弟弟居然為了賺錢，跑到寶石礦上幹活，心裏頓時就一咯噔。

  然而，其實不管是他弟弟，還是他從黃龍府黑金礦逃出來後的那次招工，真的不一樣。

  朝廷，或者說一個成熟的大一統國家的政權，做事的時候，並不是隻考慮單純的金錢利益的。

  或者說，有時候是不會隻考慮短期利益的，這一點就和商業資本很不同。

  比如他上一次聽到的招工信息，那就是朝廷出於邊防需求、移民實邊的國家政權的需求搞的。

  一共兩個前置條件。

  海參崴地區，利用蝦夷的赤毛稻，種出來了可以適應東北氣候的水稻。

  黑龍江流域，在後世的漠河、黑河、撫遠等地區，都發現了相當不錯的金礦。

  還有三個現實逼迫下的條件。

  無定河，也就是後世的永定河，整天發水。這是京城的河，這裏發水，事就麻煩了，而且人口日多，土地日減。京城周邊是最怕出事的。

  朝鮮國和大順邊境，日益增加的朝鮮國逃亡百姓問題。

  對北方問題刻在基因裏的不安，希望加大實邊力度。

  這兩個前置條件，加這三個現實逼迫，使得劉鈺借機向皇帝上疏，提出了實邊計劃。

  順便解決無定河問題、朝鮮國邊境移民問題。

  簡單來說，就是以漠河、黑河、撫遠地區的金礦為餌，鼓勵資本開發，從而移民。

  鑒於資本的操行，必須官督商辦，用類似當年組建東洋貿易公司時候附加義務的方式，進行移民。

  大體政策就是，朝廷選拔優秀的官員，去督辦此事。

  從棲霞等地，招募優秀的工頭。

  資本出資，招募人口。

  工頭帶人，按照每個工組，黃金三七分成，即挖金子的工組拿三成，剩下七成作為公司所有。

  扣除吃喝拉撒後，再從淨利潤中拿出百分之二十五，其中百分之十進內帑，百分之十五用於招募人口，就地開墾，以金礦需求為中心，促進農業發展，增加移民數量。

  爭取在十年之內，於漠河以南、黑河、撫遠等地，圍繞著金礦區，弄出七八個人口數萬的縣，保持黑龍江流域的絕對控製權。

  其中，一部分從關東招募。

  剩下的，絕大多數從無定河周邊招募，從而緩解京城地區的壓力——這個壓力，指的是水災之後的社會不安定因素，這才是皇帝比較重視的問題。

  同時還順便解決兩個問題。

  在招募農民的時候，在朝鮮國邊境，強製招募越境的朝鮮人村社，將他們打散後遷徙到金礦區。

  而每遷走一批人，則用無定河地區的漢人百姓，補充到朝鮮國邊境地區的村社，直接接管村社的房屋和已經開墾出來的稻田。

  朝鮮人在金礦區拆散後，和遷徙過去的漢人雜居，同時也借助他們種植水稻的技術。

  同時，鑒於川南鹽井區的煤礦開采嚐試，在西山煤礦、京畿周邊，采取先進的煤礦開采技術。

  一方麵，保證京城用煤，不會再出現之前那種煤價暴增如米的狀態，維係京城之穩定。京城不能亂。

  另一方麵，減少薪柴消耗，減少無定河河水的泥沙。

  當時，趙立本從黑金礦逃出來後，遇到的那次招工，就是這樣的背景。

  但他在黑金礦的慘痛記憶，讓他不能理解抽象的資本逐利的罪惡，而是具象為對金礦銀礦寶石礦的深深恐懼。

  然而，朝廷並不是一個商業公司，更不是什麽李家大順公司，這裏麵終究還有一個統治需求、長遠準備。他雖然想這麽幹，把天下幹成李家大順公司，奈何他祖宗的故事告訴他，把天下開成專門養自己家人的“公司”，不可能長久。

  故而，實際上，錫蘭的寶石礦，也不是如趙立本想象的那麽殘酷。至少沒他當初在黑金礦那麽殘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