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他們手裏肯定也有一大批“非法”的草蕩。

  不過他們也沒有問的太過直接，而是迂回著問了一個看似好像無關的問題，來旁敲側擊。

  “國公，之前我們也都說了，天子聖明，國公目遠，解決了諸多水患。但此之外，這裏的水患還有兩個問題。”

  “一個呢，就是朝廷之前為了稽查私鹽，在一些河口處築壩巡查，防止船私。”

  “再一個，就是河流入海，總有些人堵塞河口，圍出圩田。”

  “此二者，秋水若至，圩田阻塞，河壩擋格，水泄不出，總有澇災。”

  “日後那些墾荒公司若興水利，也需定出個章程，以免阻塞河流。國公也該定個規矩，若是上遊大水，他們不可借此灌田。”

  姓薑的本地大族旁敲側擊了一下，說的倒是也有道理。

  關於如何墾荒、去鹽堿的小冊子，他們也看過。對一些鹽堿非常嚴重的地，還是要在下麵修水壩，靠著淡水浸泡來解決。

  但這麽問，並不是真心想和劉鈺探討技術問題、或者民間始終無法解決的爭水或者泄洪的死結，而是想看看劉鈺對廢墾一事的態度到底有多堅決。

  劉鈺倒是混不在意，隨口道：“這你們放心，到時候由墾荒公司和上遊定規矩。這邊也會出台製度，不該放水的時候強行給人放水要抓、該放水的時候為一己私利不放也要抓。”

  “今日來瞻仰範文正公，也是想著當年範公堤之事。如今要修，若是墾荒公司肯出錢，也正減輕了諸多民力，於你們也是好事。”

  這幾個陪同的士紳忙道：“是，是。正因如此，本縣立祠，不敢忘範文正公之德。”

  說完，幾名士紳互望一眼，顯然劉鈺這意思，墾荒是墾定了，都已經在考慮修新的海堤了。

  “國公，前幾日本縣毆鬥之事，國公料來也知曉。那麽……卻不知國公對草蕩一事，怎麽看？”

  劉鈺笑了笑，並沒有立刻說話。

  而是又看了一陣祠內的對聯文章，故意晾了這些人一陣後才道：“怎麽看……這也不好說。雖說國有國法，但有時候也真行不得法。”

  “前些日子，不是很多鹽戶，說那些墾荒公司冤枉嗎？”

  士紳忙道：“節度使大人又以為此事非小，又涉及到製民恒產、與民爭利事。而且，國公有所不知，此地百姓，多有刁蠻之輩。”

  “為防意外，國公還是應該讓軍隊提早準備。”

  這一次劉鈺是帶著兵來的。雖然江蘇省駐紮著一支兩萬人的野戰部隊，但是皇帝還是從北方調撥了為防意外的軍隊，根本不可能給劉鈺開一個可以調動哪怕小規模部隊的口子。

  皇帝是心裏很清楚，這一次改革不隻牽扯到鹽商、士紳，也還有許多底層百姓。多半是要出事的，真要出事了，沒有軍隊，肯定不行。

  一般來說，士紳是反對士兵入城的，更不可能主動邀請軍隊進駐。

  劉鈺心知肚明，這些大族，自己或許可能沒有直接的控製草蕩，但他們家族、分支、手底下人，肯定也霸占了不少的草蕩。

  顯然，這些人是希望草蕩問題用有利於他們的辦法解決。

  這些士紳見劉鈺並沒有什麽表示，又道：“國公可知前朝時候，陽明之學興盛，這裏更有王心齋在此開宗。陽明學問雖已式微，泰州之學亦似絕跡，但實則民間流傳極盛。”

  “尤其是其大成學問，在鄉野村夫之間，流傳甚廣。後人亦無他們的才能，便逐漸愚鈍如邪。隻恐到時候，鬧出許多事端。”

  對這裏的情況，劉鈺也有所了解。

  這些士紳說的這個事，不能簡單的說是好還是壞，隻能說算是儒學的一種嚐試吧。

  這裏麵涉及到的，還是當初泰州學派興盛時候，興起的“均草蕩”的設想。

  這裏麵的情況，稍微有點複雜。

  曆史上的泰州學派，在明末就已經基本沒啥影響力了，因為學派裏成名的、有理論的那幾個，在萬曆年間基本就都沒了。

  而後續，而明末差點亡天下的背景之下，是以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乃至於他們之後的顏元、李塨等人，全麵批判反思新學、理學的自發行為，泰州學派本身又頗為出格，整體輿論上更是受到了嚴重的批判。

  而當年王艮的一些話，也最終讓泰州學派成為了一個徹底的曆史名詞。

  就是王艮當年議論“武王伐紂”這件事。

  大體什麽意思呢？

  就是說，武王伐紂，對不對？對，也不對。

  救世之仁，當然對。

  但，武王伐紂之後，微子尚在，你不應該以周代商，而是應該扶保微子做天子，你們這群人就該退回陝西。

  支持救世之仁、反對周武革了天命。

  大順打下天下之後，王艮都已經不知道死多少年了。但架不住有前朝遺民把這些言論翻出來。

  這些理論，是非常好用的，而且簡直是為大順和大明的關係“量身定製”的。

  地理定製，退回陝西；行為定製，救世之仁可以做，但順代明興不可取，其時朱家尚有後人呢。

  大順的天下之後，這既視感過強，也真的是渾身刺撓。但也不好說一個當時都死了幾十年的人，未卜先知，就預先有懷念前朝、影射本朝之想。

  但架不住一些前朝遺民拿著這個說法，搞惡政隱。

  大順這邊還是比較聰明的，因為這玩意兒就是個馬肝之論，一千多年前就玩出花來的東西。

  而政治合法性問題，本來就不是個應該被討論的東西。一旦辯論，一旦討論，隻會讓問題越來越多，不爭論、不在意才是最好的辦法。

  哪怕專門找出來大儒辯經，辯出結果來了，那也隻是書麵上的勝利，實則是在助長這些說法的傳播。

  隻是，這件事被翻出來之後，伴隨著大順統治的逐漸穩固，泰州學派就真的在名義上徹底消亡了，因為沒有哪個傻嗬嗬的士紳士大夫公開說自己是泰州學派的了。

  但是，人可以死、名可以滅，思想卻不會死亡。

  泰州學派在名義上消亡了，可伴隨著大順鼎定天下，諸多的曆史遺留問題之下，在這邊還是很多人受到了泰州學派的影響。

  應該說，影響非常深刻。

  隻不過，是不是正麵的就不好說了。

  一方麵承受著大明差點亡天下的大黑鍋，首當其衝。顧炎武直接把王陽明和王安石相提並論，希望“撥亂世反諸正”；黃宗羲更說“益啟瞿曇之秘而歸之師，蓋躋陽明而為禪矣”。

  另一方麵，又因為“武王伐紂，應該保微子做天下，自己退回陝西”的說法。

  這兩方麵原因，使得這個學派不在討論政治、道理，而是退化成有點像是個宗教的玩意兒了。

  或許，這也算是一種絕路下的嚐試？

  王艮以前就編造過，說夢到天塌了，萬民呼號，自己伸手劈開了塌天，拯救了萬民。

  顏鈞更是直接朝著把孔子造成神，搞大中垂象、設壇做法之類的活動。

  應該說，走到明朝中期那一步的時候，所有明白人都覺得，真的是不能再按照過去的舊辦法統治了，嚐試了種種奇怪的、奇葩的改良儒學的手段。

  這種把儒學迷信宗教化，不管好壞，都是嚐試。

  本來嘛，王艮就覺得，老百姓怎麽能懂什麽之乎者也、仁義、太極這些東西？

  既然人人都能成聖，何不采取這種更接近百姓的方式，把精髓的道德傳播出去？

  萬曆之後，伴隨著泰州學派的幾個大手子紛紛去世去世，剩餘的泰州學派的殘餘，一轉過去作為異端激進，轉而認為大明開國之初的體製才是適合的體製，到處宣講各安生理、無作非為那一套。

  一方麵，是前朝開國之初定下的一整套體製，真的已經完全不適應南方商品經濟的發展了。

  另一方麵，社會矛盾開始激發、到萬曆之後開始總爆發。

  在這種現實之下，這些舊讀書人無法根本社會的發展提出一個新的、相適應的理論；另一方麵，一些開宗立派的人物紛紛死掉。

  剩餘的人自然轉向了反動，試圖以反動改革的方式穩固社會。

  這與後世給泰州學派安的思想啟蒙之類的說法，一點都不矛盾。

  反動倒退，本來就是思想啟蒙的伴生品。

  到了大順這時候，因為那兩個緣故，泰州學派作為一個學派，實際上已經死了。

  但這種深入民間、傳播道德的想法，卻流傳下來。且因為他們不再談那些道理、辯論，反倒是逐漸換發了第二春。

  靠著通俗易懂的諸如《大成歌》那種。

  “隨得斯人得斯道，太平萬世還多多；我說道心中和，原來個個都中和；我說道心中正，原來個個人心自中正……”

  以這種詩歌、打油詩、布道的方式，迅速在民間傳播開來。或是試圖搞鄉民自治的鄉約；或是到處傳播一些道德孝悌之類的東西。

  要說他們幻想的美好社會，其實還是大明開國之初那種，帶有一絲理想化的完美社會。

  基本上，有點像是鄉村自治、道德建設派。

  這些算是拿了泰州學派“糟粕”的後繼者們，在民間的影響力還是很大的。尤其是走了封建迷信的親民路線之後，更是得到了底層的廣泛認可。

  比如在鹽政這件事上，他們在鹽戶那裏的影響力還是很大的。

  秉持的想法，也還是當初那種均分草蕩、千萬年不亂的設想，設置鄉約，鄉紳負責教化道德，搞出來一個完美的半封閉社會。

  當然和劉鈺說這個問題的士紳，手裏都拿著草蕩，肯定是不想均分的。

  他們之所以希望劉鈺早做準備，準備好軍隊，主要是擔心到時候真要是強行判決，導致底層大規模的反抗。

  這就不隻是鹽戶了，還有受那些學派殘餘影響的廣大百姓，他們真的是恨透了這些士紳、豪商，是渴望平均的。

  廣大市民，以及如今大量的處在黃金時代的紡織業之類的小生產者，哪裏算是真正的社的底層呢。

  相對於現實的士紳豪商強取豪奪、未來的劉鈺要讓資本喝血，對最最底層的老百姓來說，確實，被加了濾鏡後理想化的明朝開國之初，再配上這些嚐試宗教化的完美鄉約加儒生傳道的狀態，似乎才是最有利於他們的。

  對那些小生產者來說，鹽戶是個圖騰柱，契約要被遵守更是重要。可對那些最底層的百姓來說，理想化的均草蕩的鹽戶，不也是個圖騰柱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