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卿之言，或為民請命、或老成持重，皆有道理。”

  皇帝悶了一聲，暫且先止住了眾人的爭辯，便轉過身，不再說話，而是看著滾滾河水發呆。

  淮河的清水、黃河的濁水，雖沒有龍興之地涇渭分明的壯景，卻也別有一番奇妙精致。

  認為構建的大堤、水閘、泄洪道、衝刷閘，這些數百年間不斷修繕起來的工程，不知道耗費了多少人力物力。

  然而，這些人力物力造就的浩大工程的背後，又隱藏著多少問題？

  前朝治水之義，以保祖陵為上、保漕運次之、保民生最後。

  本朝又有什麽區別？

  若不是祖陵不在這，難道不也是一樣的嗎？便是祖陵不在這，依舊是保民生在最後。

  朝廷向來知道，漕運、河道這些官員都貪腐。但有時候就是默許的，隻要保證了漕運，剩下的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李淦說，自己不是鴕鳥，但自己在海軍成型之前、下南洋之前，又當了多少年鴕鳥呢？

  事到如今，皇帝也不得不心服劉鈺力主建海軍、下南洋這一戰略的影響了。

  單從漕運海運這件事上來講，二十年前，提及海運，朝中反對的聲音，必然是“危險、容易被海寇劫掠；不安全，萬一遇到風浪就沒了；是脆弱的後頸皮，一旦被人切斷航道，南北分裂”之類的聲音。

  凡提海運者，必與禍國殃民聯係在一起。

  當年江蘇節度使上書要求試行海運的時候，劉鈺並沒有立刻站出來支持。

  到現在，至少，嘴上反對海運的人，再也不用二十年前的那些理由了。

  因為，那些理由沒有靠辯論辯贏，而是靠做事做的叫他們無話可說了。

  當那些“為國為社稷”的大道理講不通後，這些反對者的嘴裏，也就隻剩下了很現實的問題。

  然而，當南洋問題、航海術問題解決之後，剩下的這些反對的理由，就可以用一句話來說了：沒有錢解決不了的問題，如果不能解決，那就是錢還不夠。

  剛才信使送來的消息，並沒有說與荷蘭完成了貿易談判，隻是說荷蘭政變。但皇帝也知道，根據劉鈺的戰略，政變這一步做完，談判的事可謂就穩了九成了。

  隻要談妥，錢到位，那麽很多事就簡單了。

  當初劉鈺的承諾，是兩三個河南省的賦稅進皇帝的內帑。現在看來，似乎比預想的要高。

  壟斷費、股本生息分紅、官窯瓷器專賣、外加錫蘭不在南洋之內其肉桂檳榔之利亦歸皇帝，單單這幾樣錢，便不止了。

  而錫蘭都督杜鋒給皇帝的奏折中，也拍著胸口表示，印度土邦的兵，他絕對有信心五千破三萬。如今印度又是唐末情況，各地節度使亂戰，必有“石敬瑭”之輩，想借“契丹”之兵。

  若能取之，視之如外，能守則征賦稅、不能守則退諸南洋，無有前朝揚、奴亂之虞，一年亦可得銀百萬不止。

  如果一切順利，三五年內，每年手裏至少能多出六七百萬兩銀子。刨去再多往西北西南每年多投個百萬兩，亦還剩下五六百萬兩。

  皇帝心想，隻要有錢，這淮河，怎麽也治的了吧？就算治十年，若能換個兩淮複宋前之富，也大值得。

  當初江蘇節度使的上書就說的很清楚。

  黃淮地區，出不了朱元璋了，至少在大順的中央集權能保證的情況下，黃淮地區最多就是為王前驅。

  除非大順的集權爛到跟蒙元一樣，小吏錘殺省級官員封閉漕運假裝欽差，中央竟毫不知情，爛到這種程度，那才有可能在黃淮出帝王。

  但是，黃淮糜爛，為王前驅，引出的問題卻多。尤其是如果不改運河為海運的情況下。

  曆朝自古以來就存在一個必須要麵對的問題，南北之分。

  這裏阻隔南北，又關乎運河。到時候，或南方督撫日強、若別處再有起義，朝廷又把大量精力兵員砸在黃淮，怕是要出大事。

  黃淮，恰在南北中間，加上運河，若以人論，恰似一人之腰。

  手疼醫手、腳疼醫腳，可要是腰有病，核心力量廢掉，全身都使不上勁兒。

  自宋以降，中華曆朝就像是一個腰被砸傷的人，以前千斤的力氣，現在病懨懨的，腰都沒勁，哪還有力氣？

  問題在哪？

  江蘇節度使看來，問題就在漕運上。

  如果天下太平，這還好。

  一旦天下有事，打仗是不是得用南方的錢糧？

  南方的錢糧是不是得經過運河？

  運河是不是有將近十倍的損耗？

  運河的損耗是不是運河兩岸的百姓來補足？

  出的人力力役折損是不是要催發起義？

  起義是不是會截斷漕運讓問題更嚴重？

  漕運糜爛，是不是打仗也要出問題？

  當然，江蘇節度使不能用“起義”二字，用的是叛亂、民變、愚民被人所用等詞匯。

  到時候，外患引發內憂、內憂引發內亂，縱然黃淮地處中原，朝廷可以全力鎮壓，最多隻能為王前驅，成不得事。

  然而引發的一連串連鎖反應，朝廷若有明君還能壓住，一旦是個孱弱之主，天下就要大亂。

  皇帝對此是認同的，其實心裏也明白，大明大順兩朝，對黃淮百姓，確實是“狠”了點。

  為了保漕運，一旦有水災，朝廷雖不明示，可實際上是默許“保北不保南、北堵南疏”的政策的——說的就是安徽，以至於自明以後，提起安徽，魯南河南等地的百姓，想到的第一個詞，就是要飯花子。

  十年倒有九年荒，問題不出在鳳陽那個朱皇帝身上，而是出在燕王那個朱皇帝身上，出在靖難之役定都北京又廢海運走漕運上。

  過了黃河，運河緊貼著黃河。黃河的泥沙一旦進入到運河裏，運河就走不了船了。

  幾十年前，荷蘭使者入京請求貿易順便攻擊天主教的時候，使團成員彼得·馮·霍姆就測量過運河的水深，也看出了運河的問題，並認為淤死是早晚的事。

  之後的荷蘭使節團還奇葩地給出一個結論，說是底部的淤泥導致了水深過淺，而不得不用平底船，這導致了國家的造船設計傾向於平底船，過度傾向於平底船使得這個國家距離海洋越來越遠。

  連第一次來運河的荷蘭人都能看出來的問題，國朝的人能看不出來嗎？

  所以，“默認水災保北不保南”，就是朝廷的政策。雖說淤死是早晚的事，但不讓黃河泥沙入運河，最起碼能晚淤死個幾十年上百年。

  洪澤湖越來越高，淮河上遊，尤其是安徽地麵的淮河流域，水往下流不動，怎麽能不發大水？怎麽能不十年九荒？

  而如果不默認保北不保南，黃河從北邊出事，濁水衝入運河，就黃河的含沙量，運河還能通行嗎？

  自明朝起，就不敢用黃河的水做運河水源。

  於是才有了各種各樣的奇葩政策：灌田者，不得與轉漕爭利。

  旱天缺水的時候，運河不放水，不準澆灌土地。

  雨天發水的時候，運河排水，大量的水入溝渠、淹農田。

  當地的老百姓沒啥文化，“素質”顯然不高，不懂之乎者也，自然直接罵娘。

  當地士紳有文化，“素質”略高，懂之乎者也，遂言：國家大計在轉輸、轉輸資漕渠、漕渠資河壩。然，民之富藏於田、田之利藏於水。無水灌禾則民貧，民貧何以給轉輸？

  不用黃河的水，就得和農田爭水。

  可用了黃河的水，最多二十年，過了黃河一直到濟寧的河道，就全得淤死。

  所謂默認，就是皇帝當然不能直接說出來。皇帝也不可能在朝堂說，南邊的百姓可以禍害，北邊的漕運不能禍害。

  但官員幹的時候，北邊開口子影響了漕運重罰、南邊開口子隻要事後堵上也就打個哈哈就過去了。

  當皇帝嘛，對百姓沒有什麽良心上的譴責。

  但之前默認，是為了保漕運。

  現在有了海運的能力，自然要拿百姓說事了。

  之前默認保北不保南時候已經扔掉了良心，現在卻忽然長出來了。

  若真能解決了漕運導致的治水“束手束腳”問題，甚至根治淮河，相當於大順手裏的基本盤麵又多了不少。

  將來就算大亂，手裏捏住海軍，就等同於始終捏死了囊括安徽、蘇北的北方諸省的人口糧食，外加海軍能控製的蘇南、浙江、福建、廣東。

  別處再怎麽折騰，隻要把京畿、山東、山西、河南、陝西、遼地、治理好的蘇北安徽捏在手裏，沒有黃淮攔腰截斷分為南北，別處便有叛亂，平定便是早晚的事。

  因為外患暫時看來，問題不大。

  內患的話，捏著這幾個地方，海軍控製住福建、廣東、浙江、蘇南。剩下的那些省份，還有啥力量呢？

  四川不提，基本穩定，除非是中央集權徹底崩了，這地方才能亂。

  除去四川，刨除掉大順能控製住的地方，能出亂子的省份實在沒什麽太強的力量。

  若真能花銀兩，解決黃淮區的禍患，哪怕隻是解決一下蘇北、安徽，聽起來似乎花費頗多，但也值得。

  唯獨不知，這些水利官員，在沒有祖陵和漕運束手束腳之後，能否拿出一個根治淮河的方案——根治黃河是別想了，皇帝便是再有雄心，也沒敢想著根治黃河，自己心裏還是有點批數的。

  拿出方案，也不知多少錢，能夠呢？

  …………

  已得知荷蘭那邊政變成功消息的劉鈺，也算是了了一樁心事。

  見皇帝在那看著河水發呆，自己隻往河邊看了看，便收回了目光。

  心道我是沒那本事。

  後世黃河改道之後，治理淮河，尚且花盡心思。

  要說現在，黃河還在奪淮入海，就想徹底治好黃淮？那得多大的本事？

  便是後世，要是依舊奪淮入海的局麵，怕也不好治。

  反正要治，就得等著哪天一場大雨，黃河決口走山東，死個幾十萬人，說不定或許大約也許可能可以治一治兩淮。

  但這是幾十萬條人命，隻能說等個意外，等場天災。

  術業有專攻，自己根本不懂治水，拿後世的東西照抄作業都沒法抄——黃河走北、黃河走南，這兩個最基本的條件都不一樣，抄作業那不是扯嗎？

  就現在走了海運，此時的人力和技術，要和大自然的偉力，而且還是黃河這樣的自然偉力抗爭，隻能說是一個字：難。

  便是束水衝砂、便是不考慮漕運安全了，黃淮怎麽治？

  洪澤湖決口走高郵揚州，幾乎是必然的，照這個態勢走下去。或者今年、或者明年、或者十年後、百年後，隻看哪一年有特大暴雨了。

  黃河衝開口子走千年前的北線，也幾乎是必然的，兩淮地區都已經淤積出地上河了。也隻看哪一年出大事吧。

  思來想去，唯一能做的，就是讓朝廷手裏隨時捏著三五千萬兩白銀。真要是出了黃河改道、洪澤湖潰堤之類的事，能立刻拿出錢來治理救治，也便是自己現在唯一能做的事了。

  好容易讓皇帝找了件覺得“可以做、應該能做成、相對於徹底解決土地兼並等問題來說理論上最容易做成”的一件事，也算是個好事。就得需要有人給你弄錢不是？

  關鍵皇帝要是就想修個大園子什麽的，那才幾個錢？要真就那點出息，海外貿易和工商業怕是長不大就被皇帝斃了。

  最好是皇帝多找幾個需要大筆錢的“愛好”，或者叫“壯誌”。

  隻盼皇帝能把這件事定下來。這時候，可別前怕狼後怕虎，擔心漕工、憂慮花費，就得下下狠心，非得有一勞永逸的幻想，或者叫誌向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