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淦不反對變法。

  也不反對有人打破這種“破而不立”的局麵，搞出一套新的東西，完全契合如今大順的經濟基礎，徹底取代朱子學，把官方的意識形態立起來。

  甚至，很支持。

  但是，這個人，絕不能是劉鈺。

  李淦可以支持劉鈺搞實學、搞科學院、搞海軍、搞軍改。

  但是，允許了前者，就不可能再允許劉鈺把這一套整合、發散成體係。

  王安石是第一人，可能也是最後一個，既入中樞宰執，又能搞出一套體係的強者。

  等到王陽明，那就封個伯，別入中樞，回家搞心學去吧。

  後續，可以允許心學強勢，朝中多有心學之徒，但前提是王陽明已經死了、或者已經不可能入中樞了。

  放在此時的大順，雖不完全一樣，卻也相差無幾。

  就像是大順也不是沒有大儒，也有自成體係的南北派係，也有古儒一派，但派係領袖名聲雖高，進中樞絕無可能。

  劉鈺的儒學水平什麽樣，皇帝心知肚明。但是，他不會，別人未必不會……武德宮考試劉鈺怎麽拿的魁首，皇帝心裏還是有數的。

  引起這件事的巴達維亞事件，就是這種事的一種體現。

  如果這件事發生在大順治下，怎麽對待？這本身就是一個官方學術的問題。

  如果是朱子學，作為官方學問，這件事會怎麽定性？

  如果荊公新學，作為官方學問，這件事會這麽定性？

  如果漢儒公羊，作為官方學問，這件事會怎麽定性？

  這是完全不一樣的。

  大順不是靠《大順律》治國的，也不可能靠《大順律》治國。

  日後工商業發展起來，要擔心的不是官商勾結的問題，官商勾結對皇帝而言，那都小事。終究還是來個青天大老爺、皇帝聖明派個“八府巡按”來查案就能解決的事。

  但工商業發展起來，官方怎麽看待一些新興事物？這才是皇帝要慎重對待的問題。

  事情還是一樣的事情。

  但事情是好？是壞？是支持？是反對？是盛讚？是怒斥？這是官方學問的意義之所在。

  同樣的寡婦改嫁，在先秦、在漢、在唐、在宋、在明、在順、後世，完全是不一樣的評價。譬如李清照，都成為了“不貞碭婦”。

  又譬如崇禎，對唐太宗的種種不道德行為嗤之以鼻，認為拿唐太宗和自己比是侮辱了自己。但若在後世，對崇禎最多也就是“同情”，可哪怕再同情、再感同身受、再哀其生不逢時，也沒人問一句：當皇帝，是崇禎強，還是李二強？

  同樣的，如果工商業發展起來了，一些前所未有的事，該怎麽定性？以及，該怎麽處置？

  巴達維亞糖廠的事，荷蘭那邊的情況，是默許使用奴工，最終認為反抗者是首罪。

  而如刑政府尚書所言，若在大順治下，首罪是隨意加稅的總督、次罪是糖廠承包者，奴工排到最後，基本可以安個“打漁殺家”的定性。

  再比如鬱金香泡沫、南海泡沫、密西西比泡沫，歐洲那邊肯定是願賭服輸，賠了別哭，愛上吊上吊、愛自殺自殺。

  但在大順這邊，多半就是以“把持行市”罪，逮捕炒作者、抓捕發起者，眾人鬧騰起來，多半也就是將趁機大發其財者的利潤分出一部分，以安撫眾人之心。

  這樣的區別隻是冰山一角，或如名臣海剛峰，如果鬱金香泡沫發生在其治下，會怎麽處理？或者巴達維亞糖廠用奴工之事，其又會怎麽處理？

  這就是所謂“道”。

  《春秋》可以決獄，但如果有人要用《夏冬》決獄呢？要用《墨子》決獄呢？要用《荀子》決獄呢？要用《韓非子》決獄呢？

  結果肯定是不同的，隻怕第一關的“親親相隱”，態度就肯定會完全不同。

  連日本那邊的儒生，都知道打著複古的旗號，用先秦古籍托古改製，說自己是儒生卻搞法、墨、刑名那一套。大順這邊怎麽可能會不懂？

  皇帝又怎麽可能不清楚，拿著十三經，能解出一萬種截然不同的道義，而且還都能打著正統儒學的旗號。

  莫說一套十三經，就是簡單的一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要是解不出三種以上截然相反的解釋，都算大順沒有人才了。

  開發蝦夷、將來下南洋治理南洋，以及將來可能興盛的工商業，肯定不能用現在這一套東西去管轄。

  但是，這一套東西，皇帝也隻允許現在特事特辦，積累經驗，以觀後效，

  而絕對不會允許出現一種新的如同荊公新學、心學之類的學問，將這一切解釋為“合乎天理”。

  哪怕將來證明這一套確實行，而且不會影響到皇權、不會威脅到統治，那也隻能是後來人提出來，絕不可能讓此時的劉鈺提出來。

  提，可以。

  離開中樞，削去爵位，不參與朝政，和前朝的李贄、本朝的顏元、李塨等人一樣，回家去玩去吧，愛說什麽說什麽。

  劉鈺被田貞儀耳提麵命已久，回的也算幹脆，直接拿出王安石的例子。看似是說，你看王安石變法，但王安石也是靠舊學問的科舉考上來的，舊學問差點中狀元的人，不一樣可以辦成新事嗎？

  實際上，則像是跟皇帝表態：等南洋的事一完，我就了心事了。李衛公平突厥之後，蹲在家裏關上門，外麵的事啥也不管。到時候我也一樣。

  反正外麵的事誰都能辦，新事物舊學問也一樣能解決，少我一個不缺、多我一個不多。你拴條狗在那，估計也能辦好，無非就跟小牛學拉犁一樣，學唄。

  這回答讓皇帝很是滿意。皇帝已經允了劉鈺下西洋之事，也幾乎默認了等他從西洋回來由他為帥攻下南洋。

  之後不是不用了，而是新興事物不會用他了。

  不管是工商業、開發蝦夷、總督南洋等等事，都會選他影響力之外的人，以確定缺了劉鈺這一係的人，這些新東西一樣可以運轉。

  若是劉鈺非要退，那就讓他去主管科學院，封個公爵，榮恩無限，頤養天年就是。

  若其還想為社稷出力，倒是可以讓他去督導治水、漕運改革、畝稅清查等“舊”事。

  剛才的問題，若是劉鈺脫口而出諸如“科舉出身的，能管明白個雞兒的工商業、工場手工業、股份製公司、南洋殖民地”之類的話，那就完全不同了。

  雖然……這可能是實話。

  但在朝廷裏，十餘年前不滿二十歲的劉鈺說實話，那是“初生牛犢不怕虎、膽氣壯勇當為朕之冠軍侯”；現在說，那就是作死了。

  朝廷，本來就是一個逼人說假話的地方。

  說完假話之後，劉鈺也舒服，皇帝也開心，順勢道：“鯨侯這話，說的當真沒錯。漢之前，何來西域？誰知道該這麽當西域都護？後續不也是當的好好的嗎？”

  “凡事有利有弊。欲提振興盛工商者，多言其利；欲重農為本者，多言其弊。”

  “所謂，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朕高居在上，下麵的事，終究要靠聽信。”

  “如今，言利、言弊；甚至，隻言利、隻言弊，都是好事。畢竟這些新事物，誰也不曾見過，哪怕鯨侯雖懂，卻也隻是推斷猜測，且心本有所屬，自然隻能看到利。”

  “朕便這樣想，選派一大臣督查鬆江、直隸、文登各地的工商業之事。大事小情，三五年內，匯總上報，以為後世之師、後世之依。隻管工商業之事，不管其餘民政軍務。”

  “若如蘇州府齊行叫歇之事，前所未有，但處置一次之後，後續便有可依照者。”

  “長洲縣齊行叫歇，一縣之事，直入天闕。但立碑之後，一縣令即可處置。”

  “今日特事特辦，明日為法為律，則不過一縣一州之事爾，一縣丞可判、一胥吏可決。”

  “至於利弊，朕亦非不明是非之人，是利是弊，朕自觀之數載。”

  劉鈺心道你的利弊未必是我的利弊，李家的利弊也未必是華夏的利弊。

  但你現在也看不出什麽來，真正危險的東西你暫時還看不到呢。

  既是如此，你愛怎麽折騰怎麽折騰。不反對，本身就是一種支持。

  “臣以為，陛下所言正當其理。臣站在這，誰都知道臣支持海軍、支持工商。於是臣的雙眼隻能看到利，卻未必看到弊。”

  “陛下親見，聖明決斷，自比臣這等蒙了眼隻能看到一半的人，看的更清楚。”

  “既是特事特辦，終究是要辦。辦，才能知道好還是不好、利還是弊。臣也希望數年之後，看清到底是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

  皇帝微笑點頭，心想你終究還是擔心這件事又變成“天理”的空對空鬼扯。終究不說利還是弊，而是說“利大於弊”、亦或“弊大於利”。

  談利弊，本身就是一種進步。

  因為談利弊的前提，是承認功、利。

  若以純德教治國，德教沒有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也沒有大錯、小錯。

  隻有對、或者錯。

  為了讓劉鈺安心，皇帝笑道：“利者，民多得益若玻璃窗、國庫充盈、流民有事可做。隻要朝廷尚可管控，此即為利大於弊。銀兩多寡，非朕貪心，實賑災救濟、護國保民，無銀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