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鏐的這一番話給了朱翊鈞很大觸動。

  他原以為通過派遣親王宗室出海殖民而緩減宗祿帶來的財政負擔是水到渠成之事，卻不料當事人並不領情。

  “想要能閉關鎖國，那也得有錢啊。”

  皇帝抬起手，將香囊重新放進了肘袖之中，

  “四弟，朕是看在老娘娘的麵子上才提前對你說這些話，朝廷現在養不起那麽多天潢貴胄。”

  “裁撤宗祿，削減宗室，那是遲早要辦的事，說句更直接的，左右就是這幾年了，不是今年就是明年，最晚不超過三年，朕定要動一動那宗藩爵祿。”

  “到時候要沒了那份祿米，四弟，你可別往老娘娘跟前去哭道是朕這作兄長的不待見你啊。”

  朱翊鏐哈哈笑道，

  “錢是賺出來的，又不是省出來的，世宗皇帝在時就出了一部《宗藩條例》，把那能在宗室身上省的錢全部都規定得死死的。”

  “結果到了皇上這裏，不還是甚麽都沒省下來嗎？依臣之見，皇上盡快放開‘藩禁’才最要緊，這開源節流，總是前者聽起來更容易一些。”

  朱翊鈞打的也是放開“藩禁”的主意，自從明成祖朱棣靖難成功之後，對藩王宗室的管製是一朝更比一朝緊。

  到了萬曆一朝，藩王宗室不但徹底失去了明初朱元璋分封給兒子們的率軍領兵之權，就連自給自足，參與“四民之業”的謀生權利也一並消失了。

  後世都以為明朝的宗室像寄生蟲，這話雖大抵不錯。

  但問題在於，如果宗室們從出生開始就不被允許工作，不被允許參與大明的各行各業，怎麽能責怪他們隻知道依靠宗祿生活呢？

  現代的學生走上社會工作之後都需要一段時間來適應，何況這些明朝宗室們已經與大明社會脫節了兩百多年？

  因此朱翊鈞是讚成放開“藩禁”的，他覺得明朝宗室其實並不都是好吃懶做之輩，隻是被圈養得太久了，有野性的人都不約而同地“豬化”了而已。

  隻是如今教朱翊鏐那麽一提，朱翊鈞心裏忽然就有些猶疑起來。

  他怎麽覺得，現實裏藩王宗室所理解得“放開藩禁”，同他這個皇帝所構想得“放開藩禁”好像根本不是一回事兒呢？

  “四弟當真讚成朕放開‘藩禁’嗎？”

  朱翊鈞側過頭去，

  “這士農工商，哪一行都累人呐。”

  “再者說，這科道官和天下的讀書人定然會反對讓宗室科舉入仕，怕朕用人唯親。”

  “剩下的農、工、商三行，也就經商最不用賣力氣了罷？”

  “既然一樣要經商，何不早日出海呢？海外的市場可比河南一省要大得多了。”

  “當年武宗皇帝要知道能出海，也不會屈尊紆貴地跑到皇莊去假扮商賈了。”

  朱翊鏐笑道，

  “這可不一樣呀，臣要去了海外，這錢就得經洋人過一遍手。”

  朱翊鈞不解道，

  “洋人若講道義，讓他們過一遍手就過一遍手唄，銀錢都是一個模樣，賺來了又花出去，沒有個好壞。”

  朱翊鏐道，

  “洋人就是太講條框了，錢經他們過一遍手，就得守他們的規矩，一分不能多賺。”

  “這規矩要單是擱在洋國也不算甚麽，可一旦這洋人的規矩成了定例，慢慢地就潛入到我大明來了。”

  “到時，不但和洋人做生意要守規矩，就連和百姓做生意也要守那些條框，即使臣貴為親王也一分也不能多賺，那這還有王法嗎？臣還是太祖皇帝子孫嗎？”

  朱翊鏐說到“王法”二字時，那天生福氣的好下巴跟著劇烈地一抖。

  朱翊鏐討喜就討喜在他那方格外飽滿的下巴上，他那下巴一揚，再一抖，甚麽事情從他那下巴上邊兒的嘴裏說出來就自帶三分理了。

  就是現代人朱翊鈞見識了潞王殿下的這方下巴，也不由被唬得愣了一下。

  ——他朱翊鈞活了兩輩子，還沒見過能如此理直氣壯地把“特權”當成“王法”的人。

  “四弟，你這不算經商啊。”

  皇帝緩了一緩，才開口道，

  “你這是占老百姓便宜嘛。”

  朱翊鏐回道，

  “皇上，您這話就沒道理了，這天下是太祖皇帝打下來的，群雄逐鹿就是為了分食鹿肉嘛，這是天道有常，怎麽能叫占便宜呢？”

  “真占百姓便宜的是申時行他們，百姓有甚麽牢騷，多半是壞在那些士紳身上。”

  “臣以為，皇上若要收服民心，最必要的就是抄貪官的家、取士紳的命，反正我大明有的是人要當官，真殺上幾個也不算可惜。”

  朱翊鈞點了點頭，心裏頓時就原諒了朱翊鏐口中先前的那些掛洋旗的大明海商。

  海商們掛洋旗，確有一番不得已，在船上掛上一麵旗，就可以獲得不被人任意宰割的基本權利，尋求對人民負責的政府和軍隊，這簡直是全天下最劃算的生意。

  當然大明肯定也有堅持不掛洋旗的海商，譬如後來的鄭芝龍。

  鄭芝龍的解決方法比掛洋旗更簡潔一些，他直接入了洋教，改了洋名，娶了日本老婆，倘或放在現代，定能算得上是一個合格的“世界公民”。

  大明的營商環境如此，怎麽能怪海商不愛日月旗呢？

  “朕不是怕殺人。”

  朱翊鈞強調道，

  “朕富有四海，若是僅缺那賬麵上的一點兒銀子，東挪西補得怎麽都該湊上了。”

  “若差百十萬兩，朕問都不問，差三百萬兩，朕說那是情有可原，就是差五百萬兩，明年秋決時，朕無非是勞動著多畫幾個圈。”

  “可要是差了一千萬兩、一萬萬兩，四弟，你說這是能靠殺士紳解決得了的嗎？”

  潞王當即就給皇帝算了一筆賬，

  “臣以為沒甚麽解決不了的，我大明子民四萬萬人，就是皇上缺那一萬萬兩，分攤到天下人頭上，每個人才出四兩銀子。”

  “但倘或皇上將洋人放了進來，其實放進洋人也無妨，我大明國富力強，哪國的洋人來了都不怕。”

  “臣換個更具體的說法，若是皇上將洋人的那套規矩放進了我大明來，代替了中國的天道，那這原本能分攤到每個人頭上的銀子，才真是收不上來了。”

  不得不承認，朱翊鏐的擔憂並非全是空穴來風。

  後來晚清的敗局正是朱翊鏐這一番言論的最佳映照。

  帝國的統治者既不敢全然放中國人走出去，也不敢將洋人的規矩全放進來。

  既要維護自己在帝國中的特權與統治，又時刻畏懼自己的統治被外來文明所逐步瓦解。

  朱翊鈞笑了笑，道，

  “既然四弟先前說朕是聖天子，那朕又怎麽會怕被洋強盜壞了大明稅基呢？”

  朱翊鏐淡笑道，

  “皇上若不信臣所言，臣也隻是白說一句罷了。”

  朱翊鈞道，

  “朕耳聽為虛，四弟卻是眼見為實，虛不勝實，朕自然相信四弟。”

  朱翊鏐笑了一下，道，

  “皇上聖明。”

  朱翊鈞又道，

  “出海的事，朕就不勉強四弟了，不過這宗祿嘛，到底還是要削減的。”

  “四弟哪日要回心轉意了，也不必再問老娘娘了，直接遞了奏疏上來就是。”

  朱翊鏐笑了一笑，連他那副寬肩都跟著聳了一聳，

  “皇上可真是對臣寄予厚望啊。”

  朱翊鈞回道，

  “朕是對海貿寄予厚望，四弟，你現在是不知海貿的好處，待永年伯和鄭國泰有了成果，你再下定論也不遲。”

  朱翊鏐“嗬嗬”直笑，

  “那是皇上的成果，臣可不敢貪功。”

  朱翊鈞覺出朱翊鏐話音不對，不禁追問道，

  “怎麽？這事兒還沒辦呢，你便又覺得定是辦不成了？”

  朱翊鏐回道，

  “要單是辦海貿，那倒沒甚麽不成的，隻是皇上同時又添上了海運……”

  朱翊鈞接口問道，

  “海運怎麽了？”

  朱翊鏐搖了下頭，笑道，

  “沒甚麽，隻是臣去歲在閩粵，見到中外海商往來經貿，多用福船、老閘船和戎克船，而我大明漕運所用之船，則皆為沙船、寧船、蛋船或衛船。”

  “海運較漕運而言，航線短，路程快，連所用之海員水手都能輕減許多，想來海運一開，假以時日，漕船必將被一一淘汰。”

  朱翊鈞一直為自己那個“以默許海商經商特權，而換得海商無償運糧”的絕妙主意而沾沾自喜，

  “技術進步，當然會導致優勝劣汰，即便有朝一日海船取代了漕船，這也是市場競爭的結果。”

  朱翊鈞說到這裏，甚至還想向朱翊鏐詳細解釋一下甚麽叫“市場競爭”。

  他覺得朱翊鏐輕視市場經濟，是被帝國體製馴化的必然結果。

  朱明王朝的萬世子孫們都享受了兩百多年的特權了，當然不能指望他們去深入了解甚麽是“自由市場”。

  “臣粗略地算了一筆賬，我大明漕軍十二萬人，即使那些海商全都舍了自家水手不用，專從現成漕軍裏頭雇人，按照海船的形製體量，那也是雇不完的。”

  朱翊鏐裝模作樣地朝皇帝掰了掰手指道，

  “倘或如皇上所願，將南北運河漕運全部停止，便意味著這十二萬人中，至少有一半以上的漕船水手、纖夫、腳夫徹底失業。”

  “這些人謀生無術，既做不了其他買賣，也讀不了書，除了成立第二個白蓮教，那些漕軍甚麽都幹不了。”

  “到頭來，要麽是尋海商的麻煩，要麽是造了官府的反，總之他們是絕不會甘心就此被皇上的‘市場’所淘汰。”

  “臣自知才疏學淺，因而實在不敢問津這等‘市場’生意。”

  朱翊鈞一時沒有聽懂朱翊鏐的邏輯，

  “裁汰漕運的是朕，他們為何反去尋海商的麻煩呢？”

  朱翊鏐回道，

  “因為朝廷一旦放開海貿，在百姓眼裏，給海船撐腰的就是洋人。”

  “皇上要賺洋人的錢，自然隻能讓海船搶漕船的飯碗，而漕幫又打不過官府，倘或要不來救濟，便隻能去尋海船的麻煩了。”

  “且據臣所知，漕幫之中，自有一套‘打碼頭’的傳統，一套爭奪飯碗的碼頭規矩，官府若是不管，他們就幹脆鬧出人命大案。”

  “若以海運為例，倘或漕幫要找海商的麻煩，他們就會專程等在碼頭邊，趁著海船即將啟航或者歸來卸載時分，衝上船去打殺搶掠。”

  “如此豁出性命大鬧一場之後，必定有海商在漕幫的打砸，和官衙官司敲詐的兩麵夾攻之下知難而退。”

  “至於漕幫官司中的‘償命者’，他們便采用抽簽或抓鬮之類的辦法事先安排好。”

  “一條性命換來數萬人的飯碗和生計，這就是漕幫幾百年來繁衍不息的道理。”

  “這樣的事反複發生幾次，定然就會驚動皇上，到時，定然又會有科道官上疏，要求臣這等藩王宗親，以及那等縉紳宦士不要‘與小民爭利’。”

  “依照太祖皇帝定下的祖製，臣原是不缺海貿的這一份錢，可是那些海商不同啊。”

  “臣往後一撤，頂不濟就是回河南當王爺，而海商若是受不了官司，定然又會倒回去掛上洋旗。”

  “既然怎麽都要掛洋旗，臣還妄插一手得來作甚麽呢？豈不是無端被小民笑話麽？”

  朱翊鈞明白了，大明的市場邏輯不是經濟邏輯，而是生存邏輯。

  更直接一點兒說，是以生命搏取生存資源的競爭邏輯。

  其根本規則，就是暴力最強者說了算，這是一條比市場經濟更硬的原始邏輯。

  曆史上的萬曆皇帝和大明帝國的官僚集團始終沒有向海外跨出那至關重要的主動一步，就是因為這條原始邏輯始終潛伏在帝國的血脈中作祟。

  對於朝廷而言，保住一群潛在劫匪的飯碗，顯然是一件比投資回報周期較長的海外殖民項目更劃算的事情。

  因此無論是哪一位大明皇帝在位，不管是東林黨還是閹黨得勢，權衡利弊之後給出的政策就隻能是壓縮海商權利，使得大明的“鄭芝龍們”紛紛變成了“世界公民”。

  如果說，在海商與貪官汙吏的關係方麵，洋旗所保護的隻是大明法律原本應該承諾的國民待遇。

  那麽在海船與漕船的關係方麵，洋旗和洋身份為“鄭芝龍們”所支撐的就是歐美國家的公民待遇。

  這種待遇是一種超出了中國臣民待遇的高級待遇，不但具有技術優勢，還能為海商帶來額外的業務和利潤，真所謂錦上添花。

  隻是從大明皇帝的角度看來，這種超出慣例的保護不大公平，使得洋旗突然便具有了另一種頗具威脅的特權色彩。

  而中國曆朝曆代的哪一位皇帝，除了晚清那種被洋人的大炮架到了國門口的極端情況，其餘帝王，有哪一位能容忍一個威脅統治的不定因素存在於帝國的種種政策之中呢？

  更何況海貿與海運在萬曆十六年的大明所有人看來，隻是為了彌補朝廷財政而存在的非固定政策。

  潞王殿下說得好，就是皇上現在立刻就想收上來個一萬萬兩，分攤下去也不過是一個人出四兩銀子。

  哪個皇帝會單單為了減輕小民負擔，而毫不動搖地支持一個會威脅帝國統治的財政政策呢？

  假設從這個角度計算開放國門的風險和收益，那也無怪乎晚明與晚清的皇帝沒有一個讚成主動引進西方文明與科技了。

  退一步說，倘或他朱翊鈞不是一個了解近代史的現代人，不知道閉關鎖國即將會為中國帶來的惡劣影響，倘或他朱翊鈞隻是萬曆皇帝，他也絕不會讚成打開國門。

  “小民哪裏會笑話四弟呢？”

  朱翊鈞淡聲道，

  “四弟又沒有自不量力，該被笑話的人是朕才是。”

  朱翊鏐趕忙“噯”了一聲，

  “臣也隻是給皇上提個醒，皇上想提攜臣，給臣海貿的生意做，那是臣的福氣。”

  “臣拒絕了皇上，那是臣不識好歹，皇上不怪罪臣就已是萬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