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爾哈齊想鑽苑馬寺的空子是有憑據的。

  到了晚明，馬政已然分成了中央和地方兩套係統，在地方馬政中，遼東和其他地方又不是同一個行政體係。

  早在洪武年間，朱元璋就在遼東等重要邊地設立“行太仆寺”作為管理馬政事務的獨立機構。

  至明成祖即位後，不但開始在內地積極鼓勵民養官馬，又在邊地實行集中官牧的辦法，特立苑馬寺以保障軍馬的供應。

  永樂年間，遼東苑馬寺定製為下轄六監、二十四苑，經過三次遷移後，於嘉靖三十一年定位蓋州。

  苑馬寺及其下設的監、苑作為明廷專門設立的組織軍士孳牧馬匹的管理部門，其主要管理的對象為馬匹和相對於馬匹數量較少的牧馬軍人。

  以行政係統而言，遼東苑馬寺與行太仆寺都直接聽命於兵部，與明朝在中央設立的太仆寺無隸屬關係。

  且它們被建立的出發點都是為遼東邊疆馬匹之足用提供製度上的保障，因此，遼東仆、苑二寺所管理的馬匹都是為遼東邊疆廣大的衛所軍隊服務，和中央京營以及其他地方的軍隊也並無直接關係。

  遼東仆、苑二寺作為遼東邊疆兩個互不統屬的馬政機構，其職責範圍可謂是分工明確的。

  行太仆寺作為邊區馬政的具體負責部門，管理各衛所之軍馬從生產到使用的整個過程，而且在其監管下從事牧馬活動之軍人，也全部是遼東各衛所之衛軍。

  由於衛軍的主要任務在於戍防，因此對於養馬之責，隻能是其從事防禦工作中的一項兼職任務。

  到了晚明，遼東行太仆寺對於監管各衛所孳生馬匹這一項職責已不再發生作用。

  而對於苑馬寺來說，它的建立是明成祖有意在邊區開辟馬匹生產中心之舉，是明廷特別設立的實行大規模集中孳牧馬匹的管理機構。

  它獨立於各衛所之外，其下設立各監、苑，自成體係，並且作為遼東苑馬寺管理下的牧馬軍人，世代戶籍都從屬於苑馬寺，屬於負責孳牧馬匹工作的專職人員。

  但由於遼東位於苦寒之地，是明代遣戍罪犯最重要的一個地區，苑馬寺牧軍最主要來源是因罪被發配到遼東的“恩軍”。

  因此苑馬寺自設立後很長一段時間內不受明廷重視，其所屬大小官員地位十分低下。

  而到了嘉靖後期，遼東的軍事形勢不斷惡化，遼東苑馬寺也嚴重衰敗。

  原來隻負責主持馬政的苑馬寺卿兼任為兵備道一職，此後，遼東苑馬寺卿的職責便由主持馬政逐漸轉變為主管遼東地方行政、監察及軍事事務，苑馬寺孳牧之政也開始走向荒廢。

  “苑馬寺現在名義上說是監管金、複、蓋三衛，但頂多也就是操練軍餘、修葺邊牆城堡及抓捕逃軍流民。”

  李成梁認真回道，

  “嘉靖十六年馮時雍改革後，連馬都養不了幾匹了，更別說在大事上說上話了。”

  馬匹、監苑和草場是苑馬寺維係經營的最重要物資條件。

  明初時，遼東馬匹總量曾一度達到四十萬匹，而到了嘉靖後期，苑馬寺監苑之畜不盈數百。

  苑馬寺下轄監、苑大部分被裁革，由六監、二十四苑減少至一監、二苑，減少後的牧苑僅為原來健全時的十二分之一。

  嘉靖十六年時，馮時雍對遼東苑馬寺進行了改革，打破了苑馬寺原不設定額的舊製，並且把明初規定的實行苑馬軍人進行官牧養殖的辦法完全轉變為餘丁進行民養。

  以當時的情況而言，這種責任到戶、均攤賠補的措施是符合遼東苑馬寺的實際情況的。

  但是這種將官牧轉變為民養的辦法，從根本上來講，就是把養馬的勞務和負擔全部轉嫁到百姓身上。

  從此苑馬寺馬匹牧養形式由集中管理轉變為分散牧飼，原來軍士放牧之荒地與軍餘佃種之熟地之間的界限完全被打破，草場使用不再受到苑馬寺控製，官牧草場數額急劇減少。

  曆史上苑馬寺完全頹敗的節點是在天啟元年。

  當時明朝在遼東的軍事重地沈陽、遼陽被後金攻破，位於遼河以東之地的苑馬寺所屬一監二苑及苑馬寺卿所轄之地盡被後金占領，遼東苑馬寺自此消失在明末遼東戰場，遼東再無苑馬寺孳牧之馬。

  “苑馬寺受遼東巡撫節製，在邊務上自是說不上甚麽話。”

  努爾哈齊道，

  “可如今苑馬寺馬政衰頹，遼東軍馬之費均由太仆寺撥給，皇上此番清查太仆寺，便一定會涉及苑馬寺。”

  “遼東馬匹倒損、草場銳減，尚可以推責於馮時雍改革，可其餘諸地……”

  李成梁接口道，

  “官馬民牧是祖製，其餘諸地，總不能推責於太祖皇帝與成祖皇帝罷？”

  遼東戰馬的供應問題與苑馬寺的興衰可謂是息息相關。

  正德以後，遼東馬匹時常求助於太仆寺下撥馬匹或馬價。

  在嘉靖三十一年以前，明廷向遼東主要撥付的是馬匹，即本色，並且給付的馬價銀也並無規定必須為買馬之費。

  而到了嘉靖三十一年以後，太仆寺開始直接撥付馬價銀給遼東各衛所並規定專門用於馬匹購買。

  自此之後，中央財政完全承擔了補給遼東軍馬之費。

  由於遼東馬匹缺乏嚴重，到了萬曆初期，太仆寺每年向遼東支付一次金額相對固定的年例馬價銀，專門用於購馬之費用。

  到了晚明，遼東馬匹多仰仗於太仆寺下撥馬價銀以應急，遼東邊方馬匹越來越依賴於太仆寺馬價銀的供給，從而出現明朝財政嚴重不支之窘況頻繁發生。

  所以一旦清查太仆寺，就一定會涉及遼東苑馬寺，太仆寺每年支邊的軍馬之費如此高昂，就是因為遼東苑馬寺已無法發揮其補給遼東戰馬的功能。

  小韃子要鑽的空子就在這裏，太仆寺和苑馬寺在行政上不是一個係統，但在經濟上卻無時不刻地起著幫扶作用。

  努爾哈齊揚唇一笑，

  “確是祖製，如今執行有礙，無非是因為皇親國戚為一己私利，過度侵蝕草場之緣故。”

  “依兒子看，要論起重振馬政，父親可比那些皇親國戚有用得多了。”

  李成梁看了努爾哈齊一眼，道，

  “馬政之弊，人人可見，侵蝕草場的皇親國戚，又不止一家一戶，我若是另行上疏，豈非太過惹眼？”

  努爾哈齊道，

  “父親不必將矛頭直接指向皇親國戚，隻說牧軍負擔過重，逋逃日眾，此為遼東民生之象，何來惹眼之說？”

  晚明遼東的牧軍家庭的負擔的確相當沉重。

  苑馬寺對於牧軍實行嚴苛的軍事化管理，迫使其從事牧業生產，並且軍餘也要參與養馬，其額定養馬標準為每軍養馬二匹，餘丁每名一匹。

  隨著遼東苑馬寺衰落腐化嚴重，牧軍和軍餘實際要承擔的是遠遠超過額定標準的養馬數額，而且還要為苑馬寺服各種沉重的力役。

  而且晚明的體製有一個十分明顯的特點，就是一個政策執行下去，無論好壞，最終都是一個官僚體係的底層承擔最嚴苛的後果。

  遼東馬政亦是如此，馬政越是衰頹，上層官僚就越是強調把馬匹減少的損失轉嫁於牧軍及軍餘身上。

  於是晚明遼東的很多牧軍和軍餘不堪忍受苑馬寺之層層盤剝，紛紛選擇冒死逃亡。

  “現在建州已經夠困苦的了，遼東的牧軍還逃來好些要投奔兒子。”

  努爾哈齊略帶無奈地笑了笑，好像他全不願接收這些來投建州的牧軍似的，

  “都是因為馬匹倒損、虧欠，苑馬寺要向其追賠鬧的，牧軍都是在大明犯法戍邊的囚犯，即使逃到建州，兒子也不敢將其編入旗下。”

  “可他們即使是在建州當‘阿哈’，都不願再回苑馬寺當牧軍，弄得兒子都不好趕他們回去了。”

  李成梁沉默片刻，道，

  “這些牧軍消息倒還挺靈通啊，連皇上要清查太仆寺他們都知道。”

  努爾哈齊搖了搖頭，道，

  “他們不知道，這清查太仆寺的消息，是兒子的手下馬三非去馬市賣馬的時候獲得的。”

  “上回父親要兒子去攻打瓦爾喀為朝鮮分憂，那時恰好俘獲了一批戰馬。”

  “馬三非在馬市上的人脈甚廣，兒子便讓他將那批馬拿去馬市上賣，一來二去就知道太仆寺的動靜了。”

  努爾哈齊能通過馬市和遼東苑馬寺的負責人勾兌上，的確不是甚麽難事。

  遼東苑馬寺除自身孳牧外，其獲得馬匹主要有兩個渠道。

  其一是貢馬，這貢馬其實也可以算作女真、蒙古每年規定向朝廷“朝貢”的一部分。

  貢馬除運送至京或分給遼東各衛以外，遼東苑馬寺也收養部分馬駒。

  其二就是遼東馬市貿易，但是無論是朝貢還是馬市都不能為遼東苑馬寺補充馬匹提供順暢的通道。

  這種情況到萬曆四十四年，努爾哈赤稱汗後公開與明廷分庭抗禮時變得更加嚴重。

  撫順之戰後，後金與明廷斷絕了馬市貿易，爾後努爾哈赤逐漸征服了蒙古諸部，遼東從馬市獲取馬匹的渠道也徹底被阻塞。

  “牧軍過得是太過辛苦。”

  李成梁應了一句，也沒要努爾哈齊將那些逃跑的牧軍遣送回來。

  即使他知道努爾哈齊不會拒絕這個看上去相當“合理”的要求，他也沒對努爾哈齊開這個口，

  “可縱使我因此上疏，也未必能改善遼東牧軍的處境。”

  努爾哈齊笑道，

  “未必要真去改善，隻要父親能做出一個要改善的姿態來，那些侵占草場的皇親國戚不就不敢駁了父親的麵子、不敢不收父親送去投資海貿的錢了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