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鈞在當了近半年的皇帝後總結出了一條經驗。

  皇帝是不能把自己麵前每一個人的情感表達當真的。

  皇帝雖然喜怒不形於色，但皇帝麵前的每個人都習慣於站在皇帝的立場上揣測皇帝的心意，樂於搶在皇帝前頭替皇帝表達情緒。

  所以每當朱翊鈞出現的時候，在場每一個人的情感表達都格外豐沛。

  這一現象在皇帝生氣或應該生氣的時候最為明顯。

  朱翊鈞發現，每當自己一不高興，甚至都不用不高興，即便隻是有一點不自在的時候，周圍的人都能立刻心領神會，然後迅速調整情緒，力圖表現得比自己還要生氣。

  搶在皇上前頭替皇上生氣，把皇上不方便出口的話搶著說出來，這是做臣子和奴婢的本分。

  朱翊鈞既然是皇帝，當然沒辦法去讓臣子和奴婢不要踐行自己的本分。

  但朱翊鈞在總結出這條經驗後，卻也再不把臣子和奴婢的本分當真。

  他知道臣子和奴婢雖然是真心實意地替他生氣，但他們在生氣的時候並不投入，是一種十分有分寸感的生氣。

  就像朱翊鏐此刻又瞪眼睛又抖喉結，但朱翊鈞知道他不是真為了“洋人的選舉”而生氣。

  他隻是單純覺得“皇上一定會為了洋人的選舉而生氣”，為了踐行自己的臣子本分，他才表現得如此義憤填膺。

  其實若是就事論事，晚明的葡萄牙人在澳門自治中采用選舉製度並沒有甚麽可令朱翊鈞生氣的。

  實際上萬曆十六年的葡萄牙仍然是一個君主製國家，且在萬曆九年的時候，葡萄牙由於失去了它的合法王位繼承人而被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侵占。

  來自西班牙的腓力二世以繼承戰爭戰勝者的身份被擁立為葡萄牙國王。

  葡萄牙和西班牙之間就此達成了一個“伊比利亞聯盟”。

  同後世兩國之間占領與被占領的關係不同，萬曆時期的“葡萄牙——西班牙”應該被歸類為一個共主聯邦政體。

  這也就是為甚麽晚明的史料中把來自這兩個國家的夷人統稱為“佛郎機人”。

  根據西班牙與葡萄牙兩國之間的聯盟協定，腓力二世成為葡萄牙國王之後，葡萄牙人仍保持了與印度及其他所有合並了的葡萄牙領地的獨占貿易，並得以與西班牙、秘魯和呂宋馬尼拉自由往來。

  這其中也包括了澳門葡萄牙海商在廣州的貿易壟斷權。

  可以推測，在澳門的葡萄牙人肯定是非常反感葡萄牙與西班牙合並的。

  因為如果在澳門的葡萄牙人被降到一般西班牙臣民的地位，澳門港就一定會向西班牙人開放，那麽葡萄牙人對華貿易的壟斷勢必將立即告終，其損失將無法彌補。

  所以當時在澳門的葡萄牙人盡管在名義上承認腓力二世是他們的國王，但實際上澳門的葡萄牙社區是竭力想擺脫腓力二世的行政控製的。

  因此在萬曆時期的澳門葡萄牙社區，就產生了一個“一人一票”的偽民主自治製度。

  當時澳門的自治組織是以公選為基礎的。

  每一個在澳門出生且具有法律資格的自由市民都有選舉權，來自其他葡屬領地的自由民，隻要在澳門結婚或者定居，也將獲得選舉權。

  自嘉靖四十一年選出澳門行政首領之後，萬曆八年又增設了一名葡人大法官來執掌治安。

  到了萬曆九年，西班牙和葡萄牙正式合並之後，澳門的葡萄牙人選舉出了由行政長官、判事官、日本貿易艦隊司令和市民代表組成的行政議會。

  萬曆十一年又選舉產生了兩名法官、三名高級市政官、一名檢察官和一名財政官，這些選舉產生的官員組成了澳門的市政委員會。

  爾後，明廷為了‘以夷製夷’，在澳門也委任“夷目”對廣東地方政府負責，這一職務一般由澳門葡萄牙市政議會民政官擔任，同樣也是由澳門市民選舉產生。

  對明廷本身而言，葡萄牙人在澳門的選舉自治製度無疑是利大於弊的。

  因為在澳門的葡萄牙社區產生公選自治組織之前，在澳門的葡萄牙人是受駐印度果阿的葡印總督和負責中國、日本貿易的葡萄牙貿易船隊司令官管轄的。

  雖然這種管轄的實際執行情況不大理想，但從法理上來說，葡印總督是葡萄牙國王親自授權的海外代理人，除了司法權以外，和葡萄牙國王具有同等行政資格。

  而在澳門建立起自治組織之後，澳門葡萄牙人脫離腓力二世管製的願望變得越發強烈。

  曆史上也的確如此，在萬曆二十三年時，基於澳門市政委員會的請願，腓力二世正式批準澳門葡萄牙人享有全部自治權，使澳門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聯邦之外，另外取得了自治城市的地位。

  所以從利益角度來說，朱翊鈞雖然皇帝，但也並不十分反對澳門葡萄牙人實行選舉自治。

  明廷在萬曆時期對澳門的控製還是相當強有力的，無論是司法還是稅收，都沒有因為葡萄牙人的自治而吃虧。

  相反，就是因為明廷和廣東當地政府允許了葡萄牙人在澳門的自治，使得澳門葡萄牙人在利益上和明朝政府達成了一致，甚至因此成為了明亡前除了朝鮮以外的最忠實的擁護者。

  所以朱翊鈞並不生氣，隻是輕描淡寫地道，

  “要不讓洋人選舉，他們就不交稅金和地租，那樣更劃不來。”

  李太後放下手中的零食，拿過側旁的一方湖色熟羅手帕，輕輕地擦著手道，

  “所以啊，你四弟有這些顧慮也是對的，倘或海貿的生意歸了朝廷，那些在濠鏡的洋人肯定不滿。”

  “他們要一不滿，無論是直接在濠鏡生亂，還是跑到廣州去煽動那些靠海貿為生的百姓造反，對朝廷都是有弊無利。”

  “皇上還年輕，我卻是年紀大了，聽見這話就多囉嗦兩句，皇上別嫌我嘮叨就好。”

  朱翊鈞心想，李太後對朱翊鏐的偏愛已經不能算是人盡皆知，而應該算是有口皆碑了。

  如果這回自己不是派朱翊鏐去辦這差事，按照李太後的性子，她絕對是一個字都不會多說的。

  “怎麽會？”

  朱翊鈞淡笑道，

  “近些年老娘娘少問政事，今日好容易為四弟開一回口，朕若是拂了老娘娘的好意，那便是不孝了。”

  李太後重新戴上護甲，

  “皇上若不嫌煩，那我就再說兩句，使民以時是一回事，與民爭利是另一回事。”

  “將海貿之利讓給洋人並不是一件壞事，就瞧那些出海來中國的洋人，來了沒幾年，就平白無故地張羅起甚麽‘選舉’、‘自治’來了。”

  “要再過兩代，說不定連他們自己國家的皇帝都不認了！”

  李太後不愧是跟著從前的小皇帝聽過政的女人，一語就道破了封建帝王最為恐懼的要害之處。

  好在朱翊鈞是個現代人，在親眼見證過近代西方的殖民擴張之後，他並不會輕易被手中的帝王之權所蠱惑，

  “老娘娘言重了。”

  朱翊鈞淡笑道，

  “倘或百姓心裏向著國家，他們自己選出來的官，又哪裏不會向著國家呢？”

  李太後道，

  “官若是百姓選出來的，他們就隻會聽百姓擺布，哪裏會將皇帝放在眼裏？”

  朱翊鈞道，

  “國家並不等同於君王。”

  李太後搖搖頭，道，

  “皇上，國與君自古就互為一體，因此隋唐才開科舉，才有‘天子門生’。”

  “官員們隻有效忠於皇上，才會一心為國家考慮。”

  朱翊鈞道，

  “朕想掌海貿，就是在為國家考慮。”

  李太後道，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上若想掌海貿，要麽學太祖皇帝，下旨‘片板不得下海’，要麽學先帝，隻讓廣東、福建開埠，其餘一律視為違禁。”

  “但倘或皇上既想掌海貿，又不願斷了百姓的生路，那就是在變相地鼓勵百姓出海。”

  “一旦民間出海成風，百姓必不會再滿足於耕稼力田，再者這海外之地，不受我中國所控。”

  “萬一這出海的百姓也跟那濠鏡的佛郎機人一樣，在海外張羅起‘自治’、‘選舉’，不願再受中國管轄，那可怎麽辦呢？”

  朱翊鈞笑道，

  “這老娘娘且放心，我中國地大物博，洋人都要來咱們這兒才能買到好東西。”

  “這出海的人本身就是為了賺錢，那佛郎機人搞選舉，歸根到底也是為了賺錢，哪裏有出海的人為了選舉，反倒跟賺錢的地方絕交的道理呢？”

  李太後道，

  “那這些人要為了賺錢，把閩浙粵三省鼓動得和濠鏡的佛郎機人一樣，也開始要求自治和選舉，皇上又該怎麽辦呢？”

  “再說，現在江南漕運的負擔本來就重，福建多山少地且不說它，浙江和兩廣的稅收卻是重中之重。”

  “一旦朝廷鼓勵出海，民間必會紛紛響應，轉而放棄田土耕種，同商人和洋人沆瀣一氣。”

  “要沒了農稅，朝廷光靠商稅和關稅能經營得下去嗎？那遼東九邊、西南漠北，不都是花錢的地方？”

  “要能經營得下去倒也罷了，萬一這一出海，閩浙粵三省的百姓受了洋人挑唆，到頭來連商稅和關稅都不肯交，直接學洋人開始要求在閩浙粵自己選官了，那祖宗的基業不就毀於一旦了嗎？”

  朱翊鈞張了張口，不知道為甚麽，忽然就有些心虛，

  “……老娘娘說得也太誇張了罷。”

  李太後道，

  “太祖皇帝當年就是從南方起的兵，蒙古人南征北戰，九洲在內，甚麽類型的國家他們沒掌管過？”

  “結果到了中國這兒，東南一出問題，他們不是照樣被太祖皇帝趕回草原了嗎？”

  李太後顯然是有備而來，這一通話下來，把朱翊鈞這個意圖改革的現代人都說得猶豫起來。

  如果按照近代西方國家崛起過程中殖民擴張的模式，就必須以皇室為首，在大開海禁的同時實行重商主義政策，發動民間力量去占領各國海路，發展海外殖民市場。

  但是在這一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就會出現如同晚明澳門葡萄牙人那般，為了商業利益而擺脫原有君主國家的控製，實行自治選舉的情況。

  倘或這種情況蔓延到中國本土——從晚清的曆史教訓來看有相當大的可能蔓延到本土——那勢必會對明廷的集權統治造成毀滅性的打擊。

  李太後又歎道，

  “倘或為了海貿之利毀了祖宗留下的江山，皇上，我往後到了地下，可是沒臉去見祖宗的！”

  李太後一麵說著，一麵就拿過那方熟羅帕子，作勢拭起淚來。

  李太後這一動，朱翊鏐立刻就坐不住了，

  “老娘娘怎麽好端端地就說起這不吉利的話來了？”

  朱翊鏐傾身去勸，

  “早知道老娘娘會這樣，臣方才就不提洋人選舉那回事兒了。”

  朱翊鈞見狀，也隻好跟著安慰，

  “朕知道其中利害，老娘娘一片苦心，朕都一一記下了。”

  兩兄弟你一言我一語地一通好勸，李太後聽了半響，這才慢慢平複了下來。

  “其實罷，濠鏡的洋人搞選舉那事兒，也不能都怪到海貿頭上。”

  朱翊鏐打著圓場道，

  “臣聽廣東那邊的人說，萬曆十年，濠鏡的洋人剛開始搞那個自治的議事廳的時候，原來廣東布政司是不承認的。”

  “後來是當時的兩廣總督陳瑞收了兩個洋人的賄，裏應外合之下，才讓佛郎機人的自治得逞了。”

  朱翊鏐看了朱翊鈞一眼，又小心翼翼地補充了一句，

  “皇上當時應該不知道這事兒。”

  萬曆十年的兩廣總督陳瑞是深受張居正器重的“張黨”成員之一。

  朱翊鏐這麽說，全然是為了替皇帝推卸責任，葡萄牙人在澳門成立自治組織的時候，張居正在朝中正好處於權力頂峰。

  而萬曆十一年，陳瑞被彈劾致仕時，禦史給出的罪名又恰好是陳瑞在任上搜括金銀、行賄張居正。

  因此朱翊鏐的邏輯，就是張黨罪大惡極，為了個人利益出賣澳門給葡萄牙人，而皇帝是絕對全然無辜不知情的。

  朱翊鈞笑了笑，卻未說張居正如何，隻是道，

  “洋人那麽厲害呢。”

  朱翊鏐見皇帝並未不快，連忙附和道，

  “可不是，臣聽聞當時向陳瑞行賄的，一個是濠鏡的司法官，一個是耶穌會的洋和尚，兩人還都取了個中文名……”

  朱翊鈞心下一動，打斷朱翊鏐的話頭追問道，

  “甚麽‘會’的洋和尚？”

  朱翊鏐一怔，下意識地回道，

  “……耶穌會啊。”

  朱翊鏐見皇帝直直地盯著自己，忙又補充道，

  “哦！廣東那兒管那些洋和尚叫‘傳教士’，他們說是來傳教，其實和濠鏡的洋人都是一夥兒的！”

  朱翊鈞的眼睛倏然一亮，

  “給朕講一講那耶穌會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