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政府的基本運轉掌握在胥吏手中，特別是與百姓最為息息相關的刑名錢穀，往往操持在胥吏手中。

  這些胥吏沒有上升的希望，自然汲汲於倚仗手中權力肆意尋租，百姓稍有不從，可能麵臨家破人亡的後果。

  故而被搜刮的民脂民膏，實際上第一層先進了胥吏的腰包裏，不少書辦和衙役都能賺的盆滿缽滿。

  胥吏雖然能對一般人民作威作福，但在頂頭上司，州縣官麵前卻像一隻螞蟻一樣。

  留下自己的那份，更大頭的要獻給知州知縣老爺。

  層層推進，就形成了越來越腐敗的官場。

  燕天南以前看《大明王朝1566》，就覺得那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劇，甚至是可以再刷一遍的好劇。

  劇中反應明朝官場眾生百態，鮮活生動，劇中人物言語作為，初看有許多不解，後來細品，才發現處處有緣由，不得不佩服編劇的巧妙安排。

  現在韋寶身處真實的大明王朝，對於大明官場的認識又加深了一層，這是電視劇所無法完全闡述清楚的。

  就如同海瑞所說，大明朝之所以權臣把持朝政，官員貪墨，病根上還是皇權的集中。

  明朝的皇帝集權頗為嚴重，朱元璋撤了宰相，後期宦官當道。到了嘉靖帝這一朝，即使是二十多年不上朝的“修仙，也能夠將權力都掌握在自己一人手中，皇帝控製著官員、宮廷和皇室。

  那在這部劇裏，幾個主要人物除去現有的官職，到底適合做什麽呢？

  實幹家胡宗憲是裏麵最符合本職工作的人，妥妥的實幹家。

  胡宗憲於嘉靖十七年（1538年）中進士，嘉靖十九年（1540年），被授官為山東青州府益都縣縣令，嘉靖二年（1523年）胡宗憲出任浙江巡按監察史。

  當時嚴嵩的義子趙文華被派往江南督察沿海軍務，發現胡宗憲是個不可多得的實幹家，於是大力舉薦。

  嘉靖帝擢升胡宗憲為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都禦史，又加直浙總督，總督浙江、南直隸和福建等處的兵務。

  從此，胡宗憲正式以嚴嵩的學生的名義出現在朝野中。

  他是能幹的，但是劇中的胡宗憲受惠於嚴嵩的權勢，得以被上升一品大員，但也受困於嚴嵩的師生情，最後結局悲涼。

  胡宗憲其實對朝廷局勢洞若觀火，明明知道朝廷的“改稻為桑政策是剜肉補瘡，卻不發一言。

  在他的意識裏，這道建議是他的老師嚴嵩提出來的，他怎麽能說這道政策不能實行呢。

  他是嚴嵩舉薦的人，正如他所說“以後的朝代史書上都會說我是嚴閣老的人。

  既然是嚴嵩的人，那麽他即使對政策有一萬個不滿，也都默默的接了命令，拚命想方法去實行。

  嚴嵩等人製定政策的時候並不會想到實際落地中會有各種困難，這點胡宗憲得想到；部下執行的時候，並不把百姓的苦難放在心上，寧願毀堤淹田也要施行，這點胡宗憲更得想到，否則當地出了反民還是胡宗憲的罪過。

  後世對胡宗憲評價很高，有人說胡宗憲身係浙江百姓安危，對國家忠心不二，清官一名，再難也用“士不可以不弘毅的精神硬扛。

  而胡宗憲囿於嚴嵩的關係，不肯指出弊端，明知腐朽，也在大明的製度規則中盡力做一個好官，適應能力真的很強，但他並沒有革新的願望和精神。

  電視劇上塑造胡宗憲這樣的形象，其實就是更說明，即使是如此的實幹家，明白局勢也明白做事，卻寸步難行。

  遑論明朝其他的官員貪墨橫行，大明朝怎麽可能不衰退下去。

  徐階在嚴嵩之後也做到了內閣首輔，然而風格卻很不一樣。

  徐階有皇帝喜歡的才華——青詞寫的好，性格隱忍深沉，勤勉謹慎。

  雖然是內閣次輔但並不顯山露水，嚴嵩在位時表麵上和嚴嵩相處平和，實際上到了裕王府時便也會參與進如何扳倒嚴嵩的討論中，隻不過他的意見比較謹慎不激進。

  在改稻為桑的事情上也是主要順著嚴嵩的意思。在和皇帝討論事物中，他能夠敏銳的知道皇帝心思，應對的十分巧妙。

  在需要宣判海瑞是否處斬的當天，皇帝一想起海瑞的奏疏就生氣處決海瑞就在一念之間。

  徐階為了保全海瑞的性命，於是陳奏了海瑞的妻子和胎兒都死了的事情，讓皇帝一時也感到心聲憐憫，幹脆以表麵處決實際留海瑞一條性命。

  但是他的缺點也十分明顯，他是在盡力維護大明朝的統治，卻無力解決任何一個尖銳的矛盾，隻能去打地鼠似的維持現狀。

  如同最後所說的，他也是一個媳婦，苦了子孫也要顧著公婆的要求。

  他可能最適合的還是做太子的師傅。

  趙貞吉立在一個精致利己的清流理學之士的恥辱柱上下不來。

  他貪名重利，一心想著抓住一切機會能夠向上爬。

  對皇帝的需求，不管創造條件也要滿足，還是超額滿足。

  對民生疾苦漠不關心，不借糧怕站錯隊，死了多少人都是個數字。對不聽話的下屬，心胸狹窄，容不下不同的聲音。

  不論他學富幾車，在利益麵前全然不見蹤影，並不會解決問題，隻是在觀察局勢之後作出一些表麵的文章。

  嘉靖升他入內閣，但是其實內心也知道，趙貞吉私心重，不適合擔大任，所以最後留給裕王的首輔名單裏，並沒有趙貞吉的名字。

  雖然私心重，但他應該也不會像嚴嵩一樣成為權臣，那也太不符合清流的名譽了。

  可能他適合做一些有名無實權的事，或者直接如他所說“官場無非進退二字，那還不如隨了他退的心意，回去研究他的心學去。

  高瀚文不適合做官，在劇中胡宗憲已經點醒過他。可他後來經商也還想著能夠為朝廷做些事，說明他骨子裏還是非常渴望得到朝廷官僚體製的認同。

  即使不做官，他也要做個紅頂商人。

  他提出的方案不接地氣，一方麵由於本身的士族出身，不知民間疾苦，另一方麵也是因為翰林院待久了，十分希望能夠為官光宗耀祖，才在沒有思考過可行性之前就提出議案。

  這些原因直接限製了他做和經濟這樣實用性強有關的智庫，可能他就適合研究音律這樣的陽春白雪，即使是給休閑娛樂著書立說，也不枉費了自己的才情。

  海瑞是革新者，不是革命者。雖然他直言弊病，懲治貪腐。

  但他的出發點還是希望皇帝能維護統治。

  如果這時出了起義軍，估計他一樣會鎮壓起義，維護統治。

  他最可貴的是已經能夠指出明朝弊病的根源在於皇權的集中，皇帝視百姓為可搜刮的草芥，視百官為奴仆。

  諾大的國家就靠皇帝一人的喜怒治理，國無寧日。

  後來等嘉靖死後，海瑞在隆慶期間任應天巡撫，他嚴守法律，懲治貪官，是革了不少人的命。

  體恤百姓，人送“海青天的稱呼。

  直臣海瑞，不但勇氣可嘉，能夠看到大明朝製度性的缺陷也是人中豪傑。

  但他的缺陷也很明顯，對人也簡單的用兩分法去看，善或者惡，清官或者貪官，隻要違反法律，那就得嚴懲。

  除去殺貪官，他並沒有任何亮眼的功勞。

  所以，他稱得上是革命者，但是卻不是一個建設者。

  他還是最適合管理貪腐的刑部。

  專製皇權從降臨中原大地那天起，便以對暴力的獨占為基礎，成為整個官僚機器的權威來源。

  其性質理應是至高無上、不可侵犯的，否則便不夠穩固，不足以作為一個龐大帝國的政體。

  皇帝為了確保自身掌控的皇權，當然就要把政府的人事權與生殺大權掌握在自己手裏。

  如果皇帝是傀儡或者不能行使皇權，也會有人出來代行皇權，而很難另搞出一套製度來。

  這一點除了東晉的門閥政治期，總體上是談不上有什麽變化的，而在王朝內部，往往因為某些皇帝更強，顯得他個人的皇權更強些。

  而中國曆史上所謂君主專製的長期加強趨勢，其實不妨理解成皇帝對行政事務的直接介入在製度上得到了更好的保障。

  那些曾被視為保障皇權的必要措施，如兩漢的外戚輔政，中古很流行的太子聽政。

  雖然事實上嫡長繼承製還發揮影響，但太子這個政治角色卻被盡量弱化了，乃至宰相製度等，逐漸在政治舞台上消隱了。

  這恐怕不隻是因為它們對守成期的政治結構穩定其實有礙，還因為它們在行政上也是可以被“優化掉的。

  在吸取前代經驗教訓之後，清代便成功實施了一段相當高效的君主專製，在人類曆史上第一次對兩三億人民實施了直接統治。

  經常有人把清代的君主專製歸結於滿洲的“民族性，其實說是異族統治需要加強行政效率則可，說是本身民族性。

  努爾哈赤兩次立儲失敗以後，晚年留下的可是一套四和碩貝勒輪值聽政、八和碩貝勒分掌各旗、共同議政的貴族共和製。

  可惜代善一係私心太重，否則愛新共和國就要屹立於17世紀前期的東方，與聯省共和國東西輝映了。

  如果要解釋一下這種徹底的君主專製的話，那就是在平穩發展的年代，在成熟的官僚係統與法律法規的幫助下，並不需要什麽“命世大才才能擔任行政首腦。

  隻要皇帝肯下功夫熟悉政務就好了。

  專製君主的角色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勝任的。

  後世的學者經常以宋代的皇帝來說明“君主專製說之不確，然而舉例時往往挑出那幾位不是中風就是精神疾病的皇帝來，要是他們生病的時候還能扮演好專製君主，那就見鬼了。

  明代其實也一樣，因為廢除了宰相，皇帝自身便成了行政首腦，必須日理萬機，不能像前元那些酒蒙子大汗一樣委政中書省。

  而內閣的任務，是從旁“輔理，一般而言並不負什麽行政責任。

  如果一個宰相被懷疑整天偷懶，難道會沒有人明裏暗裏地批評他。

  前代官員可以私下向作為行政首腦的宰相反映意見，現在作為行政首腦的皇帝既不能下台，也不能寫私信，明代官員以奏疏形式向他反應意見，再正常不過。

  何況有些皇帝的確對決策工作完成的本就不是很好。

  明中後期皇帝，除了毅宗之外，都隻是把早朝變成了一種純粹的禮儀場合，不大講話，舉行經筵的話會見幾個翰林，平時最多再召見幾個親信重臣，一般官員沒有宋代“輪對、“陛辭那樣的機會麵見皇帝，所以也隻能設法在奏疏的文本裏表達意見。

  有的人走的就是聳人聽聞的路線，所以看上去會很“激烈，其實可以理解為一種標題黨式的吸睛手段。

  這不隻是言官求名問題，也是溝通不暢的體製問題，沒有辦法~講句公道話，其實把某些行政係統內的正常現象優先放在權力鬥爭的框架裏，將其視為“製衡並大書特書。

  這是一個政治價值的問題，“分權製衡好，君主專製壞。

  至於這種價值判斷又是怎麽來的。

  作為一個明代的普通佃農，十個老爺還是五百個老爺決策如何統治，對於他們來說，對於普通老百姓來說差別不大。

  長遠來看也未必能玩出什麽花樣，畢竟中國最根本的一個問題是高水平戰爭打得太少，對軍事技術發展及金融業的刺激不足，可要是打得多了，作為討論基點的今日之中國也未必存在了。

  隻能說，就華夏的曆史來談華夏曆史，則君主以權術施行獨裁、國勢“豐亨豫大、對外積極開疆拓土、對內不斷深化改革的宋徽宗朝，正是千年來一種長期趨勢的先兆。

  到了天啟皇帝朱由校手裏，這種趨勢隱隱約約有走向巔峰的趨勢，皇權太大了，隻要皇帝不亂用人，光用幾個太監就能保證帝國不出大亂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