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百年，我們民族到底都做了些什麽，其實是非常值得回味的東西。

  晚清時期，因為受到西方帝國主義強大工業產能的降維打擊，使得我們國家傳統的工商業模式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從而引發了一係列的嚴重社會問題，甚至演變成了文化自信的問題。

  當然，經曆了二百年不遺餘力的文化迫害，想讓“奴才”重新擁有獨立的文化自信，那也是白日做夢。

  “驅除韃虜，恢複中華”的口號時隔五百多年再一次響徹神州大地，也是時代的召喚。

  隻可惜，內憂外患實在太多，先輩們終究沒能實現口號中的目標。從而導致了文化危機的徹底爆發。

  整個民族從內到外，幾乎全都被格式化了一遍，才重新獲得了獨立自主的機會。數千年的文化傳承就此斷絕，從而走上了另類的發展道路。

  隻不過，在這片養育我們成長的土地上，外來的文化終究抵不過傳承的力量，本土化改造也是在所難免的事情。

  轟轟烈烈的工業建設大潮從此在神州大地上熱火朝天的幹了起來，一座座現代意義上的工廠拔地而起，一個個超大規模的城市陸續出現。

  就這樣，百年時間一晃而過，隨著外來文化本土化改造的越加徹底，讓我們驚險的邁過了一個又一個西方社會曾經出現過的危機。

  終於在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恢複了龐大的財富製造能力。

  細細數來，這就是我們民族通過工業能力的建設，所達到的效果。人口規模從四萬萬五千同胞倍增至十四億的規模，讓整個民族的規模擴大了三倍還多。

  這就是工業時代的我們，所創造的輝煌。而且還能夠依靠自己的力量養活如此多的人口，此間成就足以令古人欣慰。同時還擁有了保護所有的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的武力。

  現如今，絕大多數的民眾都過上了小康生活。

  恐怕以上，這才是我們民族這些年大力發展工業所取得的最大的成就。

  當然，這個偉大成就的背後並不都是燦爛和光明，他所麵臨的問題是前所未有的龐大。

  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深入，或者說是走入科技發展的瓶頸期，信息產業異軍突起，為我們開創了另外一個視野。

  能夠讓我們從更多途徑獲得精神享樂的東西。

  這就出現了另外一個觀點，工業時代滿足了我們人類對物質的需求，信息時代，則滿足了我們人類對精神的需求。

  簡潔而又方便的文化產品，占用了我們最多的業餘時間。

  原本，因為需要進行工業化，整個民族都進行了格式化，從而導致的精神文化傳承斷絕的空白還沒填補，卻又出現了新的問題。

  兩三代人的思維方式完全迥異於傳統文化傳統，導致對我們數千年來所孕育的文化的理解錯位，甚至完全不能理解什麽是傳統文化。

  鬧出的笑話，更是一個接著一個，付出的代價更是一個比一個大。

  整個社會出現了許許多多相互對立，乃至相互仇視的理念。也完全體會不到什麽是文化自信了。

  口號雖然喊得響亮，可是從小到大的教育模式並沒有出現相應的改變，所教授給年輕人看待問題的方式，並不是我們民族對待問題的方式。

  整體性被完全割裂，看待和解決問題更多的是從方法的角度，而沒有從文化的角度去思考。

  對我們數千年曆史的解讀，也出現了嚴重的偏差。

  許許多多曆史問題，被扭曲解讀，讓我們懵懵懂懂，像是一個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感覺及不踏實。

  聰明人背井離鄉遠赴西洋者比比皆是，故土難離的精神內含，衣錦還鄉的從容淡定，都已經不知所謂了。

  中庸之道，被人拋棄，義利之辯，更是充滿了二元對立的色彩。

  這些理念方麵的衝突，在我們絕大多數人還在餓肚子的時段裏是不會爆發的，但是肚子總會被填飽，所謂“倉稟足而知禮儀”是一個我們必須麵對的問題。

  曾經的禮儀為何，大家都有共識，可如今為何，大家卻難以描述。

  正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

  道統之爭，極為殘酷。古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來百家歸儒，百家歸道，這才有了千年共識。

  可如今，道之何在？卻沒有幾個人知道。

  “道”和“術”之間的爭論，從來就不是小問題。發展科學技術，需要大力弘揚術的作用，他能夠在短短幾十年內，讓我們解決生存危機。

  隻不過，解決了生存問題之後，我們該幹什麽，該怎麽幹，卻成了難題。

  因為，“術”好學，“道”難尋。

  在科學技術普遍陷入發展瓶頸的時代，沒有了道的駕馭，任何一個民族都不可能建康發展。

  其實這個道理，古人比我們更加關心。

  想想也是，為何我們古代的士大夫們喜歡論道，難道是因為他們缺錢嗎？肯定不是。

  在王朝繁榮時期，其實普通百姓們的獲得感並不比現在的百姓差，甚至要更多一些。

  那麽他們為什麽要坐而論道呢？我想這恐怕就和思想文化有關係了。

  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精神需求。

  用各種娛樂方式填補精神世界，並不是現在人所特有的東西，這些方麵，我們並不比古人來的高明。

  甚至在有些理念和思想層麵上，我們還是落後的。

  當然，談上麵這些並不是要讓我們知道古人如何如何，而是要引出另外一個話題，那就是在信息時代我們該做些什麽，該怎麽做，才能重新將格式化過的民族，接續在中華民族的文明傳承序列之上。

  恐怕思維方式的扭轉，就是一個艱巨的任務。

  畢竟我們的教育理念和製度，乃至內容解釋，完全和我們的文化傳承背道而馳。

  幸運的是，我們的民族並沒有在工業時代掙紮過多的歲月，隻不過被西方思維方式禁錮了兩代人而已，新世紀出生的年輕人，重新擁有了強大的自信。

  這是我們恢複文化自信的基石，也是一些人擁有“以天下為己任”心態的學者最需要傳播中華文化的學生。

  信息時代，讓教育模式發生了轉變，文化理念的傳播，再也不會局限在一個小小的講台上。

  信息時代，我們該幹什麽，能幹什麽，其實已經有了明確的目標。

  通過信息時代迅捷的知識傳播手段，盡可能多的影響一些年輕人，讓他們重新沐浴在中華文化的土壤中成長，長出我們民族需要的碩果。這就是一些新時代的仁人誌士應該做的東西。

  文明的消亡從來都是伴隨著極其殘酷的事件發生的，如果不能抱住自己的文化，那麽距離民族消亡也就為時不遠了。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一點都沒錯，這個並不因為我們能夠填飽肚子，不受外敵入侵，就不危險，反而是更加的危險了。

  中華民族代表的含義是如此的厚重，絕對不是簡單的解釋就能夠解釋清楚的。

  放眼全球，已經有多少個文明已經消亡在曆史的長河中了，中華文明曆經坎坷延綿不絕，並不是說不會消失。

  經過格式化的中華民族，已經到了消亡的邊緣，如果不能夠將我們的文化重新架構起來，那麽距離消亡也就不遠了。

  這也是信息時代，需要我們解決的問題。

  用中華文明的思維方式，來製造和滿足人民精神需求的各種文化產品，這才是保證我們民族延續的不二法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