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地區，首要重鎮當屬首府壽春，其次，便是合肥城。

  合肥相比壽春來說，更接近魏吳前線，但是重要性卻毫不遜色。它地處長江和淮河之間，對於曹魏來說進可攻退可守：進則可以隨時飲馬長江，隻要屯兵巢湖或者從合肥沿濡須水而下，就可直達長江北岸威脅地處長江南岸的東吳都城建業（今南京），退則可以把東吳水軍擋在淮河以南，作為壽春的重要屏障，從而力保淮南不失。

  相對而言，合肥對於東吳的重要性猶在曹魏之上，“守江必守淮”要守住建業，光靠長江是不夠的，因為長江太長東吳不可能處處重兵鎮守，隻有把防線推進到淮河流域才能保住建業的相對安全。那麽處於長江和淮河中間的合肥戰略地位一下子就凸顯了出來，如果能拿下合肥，東吳就有了戰略縱深，才有可能進一步挺進到淮河流域甚至虎視中原。

  如果說荊州是江東的西大門，那麽合肥就是江東的北大門，孫權為了奪取荊州都能不顧和劉備簽訂的盟約暗中下刀子，對於合肥更是勢在必得。

  也正因為如此，重鎮合肥開始成為雙方爭奪的戰略要地，合肥城在此後十多年裏也成為了雙方拉鋸戰的最前線，雙方在此前前後後交戰十多次，最著名的一次，便是公元215年孫權親率十萬大軍和全明星將領陣容前來，而防守方隻有張遼、樂進、李典三員大將和七千精銳主力。原本孫權意氣風發，誌在必得，但是卻被勇猛的張遼“威震逍遙津”，一戰成就了舉世名將的聲威。孫權差點被張遼生擒，十萬大軍再次兵敗合肥，倉惶南逃。

  在此後的兩國戰爭中，東吳主動進攻三十四次，其中針對合肥的就有一半，可直到曆史上東吳滅亡，也沒有能打進合肥一次，合肥成了曹魏當之無愧的門戶，也成為孫權的恥辱和心病。

  不過，任何事都不是一成不變的，合肥做為新的戰略重鎮，在經過了三國前期的激烈爭奪和數十次大大小小的戰役後，也開始變得疲敝不堪。曹操為了緩解邊境大軍壓力，從揚州、徐州等地內遷十幾萬戶。所謂的遷民政策，就是把邊境的百姓逐步前往內地區域，這樣敵軍再來進攻的時候就無法就地從百姓手中獲得給養，增加敵軍進攻的消耗。

  連年的征戰和居民內遷，讓好不容易富庶起來的重鎮合肥遭到了極大的破壞，成了一座死寂的軍事堡壘。曹丕即位後，對淮南進行的最重要的一項調整，就是將曹魏一方的揚州治所北遷到了壽春。隨著這一調整，揚州刺史、征東將軍都改為常駐壽春，而軍隊主力也遷移到了壽春。相較於已經成為險地和死地的合肥，壽春距離曹魏政權的中心更近，從許昌調兵到壽春再支援合肥也更便捷。

  於是，合肥就從經濟中心戰略重鎮淪為了軍事要塞，成了堅壁清野的戰場，特別是魏明帝曹睿即位後采納征東將軍滿寵的建議，將合肥舊城拆除，將新城西遷三十裏後，這一目的就更明顯了。因為新建的合肥城遠離了河流，又有險要地勢對於慣於依靠水軍作戰的東吳來說，攻城戰的消耗和難度就大大增加了，隔年孫權果然再次在合肥新城戰敗。從此，合肥就徹底變成了一個作戰用的軍事堡壘。平時駐有守軍數千，自保有餘。如今王淩往合肥增加上萬兵馬，可以說是更加易守難攻了。